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同一种证据事实在不同案件背景下，与案件实质的关联程度是有一定差别的。例如，假如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是李某之子，这时如果李某在世之时提起了追索赡养费之诉，这时关于这三人的财产状况证明对案件就具有实质的影响。但如果在李某去世后发生的遗产继承纠纷之诉中，关于这三人的财产状况证明与案件并不产生实质的关联。
第二，从证明性角度来说，确认所提证据指向的是案件的实质性问题之后，证据还必须能够确立那个实质性问题，并且要能够使得有该证据比没有该证据能够使得该问题可能更为真实或更为不真实。显而易见，仅仅使得证据指向案件的实质性问题，并不能达到提出证据的目的，关键还要真正使实质性问题得到证明。证明性问题存在的前提是有待证事实的存在，即有需要证明的事实。在分析了实质性问题之后，这里所谓的“待证事实”应指“案件的实质性问题”，而“案件的实质性问题” 显然是“矛头所指”。在“证明性”问题上，关键是证据的使用必须对证明实质性问题（案件事实及其他争议事实）有实质性的帮助或者说有实质性意义。但是证据对“实质性问题”的“证明性”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不可能无限期无范围地进行下去，所以作为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水平。也就是说证据对“实质性问题”的证明，达到何种程度的时，就可以说“证明成功”，从证明性意义上说，关联性必然涉及证据肯定或否定某实质性问题的能力，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关联性的检验和判断问题。
此外，就证明性而言，有些证据尽管它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有某种客观联系，但由于某种原因，这种联系不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它仍然没有关联性，这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用以证明所依据的内容本身模糊不确定；（2）证据虽然与案件事实及其他争议问题有客观联系，但这种客观联系的规律性或一般趋势限于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仍然被认为不具有关联性。 如测谎结论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虽然测谎结论与“实质性问题”可能有客观联系，但由于现有科学技术尚不能足以让人相信其能够证明该“实质性问题”，这时测谎仪只能作为侦查获得证据线索的一种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专门就此作出批复，指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当然其理由并非因其没有关联性，而是从证据种类角度论证的,但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是肯定的。
第三，从评定性角度来说，证据的关联性并非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主要由法官根据案件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情况加以裁判。正是由于关联性规则的评定特征，才凸显了研究和讨论关联性规则的意义。法官在对关联性进行评定过程实际是形成“心证”的过程，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的分析中详细论及。证据与要证事实联系情况和联系程度的大小决定证据对要证事实的证明力的大小，而这种联系情况和联系程度因案件的具体情况存有差异，法官“必须综合全案证据和全部案件事实才能加以确认，而不能模式化地、预断性地由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事先加以规定”。不主张法官成为“自动售货机”，而是“有血有肉”的裁判主体，所以应当综合所审理该案的所有事实，从而判断证据和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事实上，研究关联性实际上所指向的共同目的就是更多地创设或发现逻辑严密的“轨道”以期“直通”关联性，使法官能够更有逻辑性地评定，从而改变法官对关联性的裁判完全依赖 “感觉”、过于“随意”的状况。二、两个层面意义上的关联性

证据的关联性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是指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证据虽然是用于证明要证事实的，但是用来证明要证事实的证据，必须应限于与事实有关联的证据，如果与事实没有关联，自然不应用来证明事实，以免引起混淆。学界研究证据关联性通常要将其分为不同类别，而且国内外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美国证据法上有所谓逻辑上的相关性证据和法律上的相关性证据，前者是指只要证据具有任何程度上的证明价值，就是相关性证据；而后者是指一项证据除了具有逻辑的相关性外，还必须具有更多的价值（Plus Value）。 前面谈到，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还有事实或自然关联性和法律关联性之分及其区别，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