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的建立是在对私人权利的保护、对国家权利的限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提出对市场的干预。这与我国的情况是不一致的。而我国的情况正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相反，我们的政府与市场是一体的， 这是我们原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因此没有必要谈到所谓政府干预问题，它对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因此，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理论的制度背景是不一样的。这也使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市场经济国家的不一样，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干预理论肯定会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政府干预市场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市场失效，（2）市场幼稚，（3）市场不完善，（4）市场具有弱点。这几个方面都是政府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地方，市场经济国家主要原因是市场失效和市场固有的弱，而我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是市场幼稚和不完善，市场幼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而市场的不完善则需要政府职能的转换，即从竞争市场中逐步退出。由于市场处于成长之中，政府作为原有体制中的计划者和营理者无处不在，面临着职能的转换，政府的重心不在于干预，而在于职能的转换。这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地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幼稚与不完善这二个方面是矛盾的，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政府与市场平衡的复杂性。

　　二、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划分

　　我国的政府改革是一种对传统的“全能政府”的改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什么是社会性呢？就是说，政府的管理模式与市场的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政府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自己职能的运用，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的评判是上级机关作出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市场的竞争模式正好相反，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是它在市场上是能赢利的，也就是说对市场主体的存在价值的评判是市场方面作出的；市场主体的动作动力来自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从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否则就没有出路的原因。政府即使参与经济也是在竞争市场之外，或是以市场主体的身分来参与到竞争市场之中，或是在市场不完善的地方，或是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服务。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政府的社会性。

　　但是政府的全能性向社会性转换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在政府推动下来实现体制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一是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市场制度未建立。这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规定，而应当是整个社会的实体运作的制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大量的国营企业，作为经济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它和政府是一体的，但是在体制转换中，这部分企业如何转换市场角色与行政管理的模式，却一直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市场中， 国有企业仍同政府有着直接的关系，企业的融资、运作、包括破产都不是按市场规则来运作的。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仍非常明显。这是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量的市场规则在此不能适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欠缺一个与民法规则的运作相对应的所谓“市民社会”。二是市场发展的长期性。市场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体制上转换了，经济中就可以实现转换。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制度变革了，但是市场的运作还是很成问题。大量的资本不是按实际价值向市场转换，而是按权力进行分配。对这样的分配，市场要进行长期的消化之后才能进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我们应该看到，从计划到市场，单单从经济上看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政府干预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从全能转换到其社会性职能上来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如何协调的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都会不相同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用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确定，很可能会由于惯性的作用而互相影响，从而保持政府的“全能性”。这在我们的经济中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央的改革到地方常会出现扭曲，地方保护主义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其实这是中央政府的改革下来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能不能局部消退所造成的。社会是个系统，是相互影响的，权力也是如此。部分权力的缩小会由于其他权力没有变动而保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且它的效力在法律未规定时是待定的，在法律上不能称其为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