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笔者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意见

　　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相关规定，提出已付款主张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一般类似案件中，付款义务人提出的证据实际上会有两份，一是其本人对事实的陈述，即当事人陈述，二是其已拿到的货代发票。下面分别予以分析。

　　1、当事人陈述

　　对于当事人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该类证据规定了较低的证明效力。

　　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律师全权代理，当事人本人并不出庭，从而无法有效接受询问的现象十分普遍，同时我国目前对证人及当事人的询问程序在立法上不完善，法院对证人及当事人本人做虚假陈述的

　　行为更是惩罚不力，诸多因素导致法院对于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的证明力实际上考虑得更低。因此，虽然该份证据在付款义务人证明其已将现金交货代公司这一点上属于直接证据，但由于其证明效力很弱，在此暂时不予考虑。

　　2、货代发票

　　货代发票作为书证，在证明以现金付清运费这个问题上显然为间接证据，在当事人陈述证明力较弱的情况下，法院能否仅依据货代发票推定付款人付款事实成立。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理论，推定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两种③。

　　(1) “所谓法律上的推定，是指立法者在制订成文法时就有关事实的认定事项，为司法审判者设置了适用规范，以便使司法者基于某事实的存在而推定其他事实的存在”。《发票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该条规定初步确定了发票具备收付款凭证的作用，那么我们能否以该条规定作为法律推定的法律基础，来推定已付款的事实呢?

　　笔者认为不可以，理由是：

　　首先，该规定是国家财政部制定的，其性质为行政规章，效力低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而确立法律推定这样的能够导致举证责任转移的法律后果的规范，行政规章的级别不够。且事实上，我国目前具有法律推定效果的规范基本都在法律这个级别的文件里面，比如民法通则第66条第一款，继承法第25条，票据法第43条、第53条第三款、第55条及第66条第三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