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民法法系的形成与演变》[1]是2003年的事情了，该书的细节，早就忘了。幸而此书就在书架上，可以随时翻看，所以忘掉细节也不算是大的损失。记忆深刻、无法抹掉的，不是作者的观点，却是译者李静冰先生在“译后记”中的一番感慨。基督教来华至少有四个世纪，其命运如何？“上帝在中国，除了一张圣诞卡以外，还值多少呢？又有几个人能知道点上帝精神呢？”[2]由此，民法典舶来中国也过百年，除了成为历史陈迹的几部法律文本和几个民法典草案外，有几个人知道点民法典的精神呢？李静冰先生说：“西方人手里一手一部圣书：一书是《圣经》，以求心灵的净化，精神的寄托；另书是《民法典》，以求财产的安全，人格尊严的保障。上帝与民法皆由西而东至，上帝在中国尚且如此，民法的命运会好些么？”被屡遭搁置、推迟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也许是对李先生在1992年时提出的疑问的一个暂时的答案。

　　民法典是市民社会的法典，是保护市民、即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的法典。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不是恩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民法典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的前提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分，从而在政治社会面前市民社会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安全。所以，与其说是民法典保护公民的权利，倒不如说是市民社会本身在维护公民的权利。民法典只是个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所以，民法的精神实际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有健全的市民社会才有健全的民法典。否则，即使出现民法典，也是有其形而无其神。

　　回顾一下民法法系的经典之作的诞生历程也许会有所启发。1804年《法国民法典》即《拿破仑民法典》是在拿破仑执政时、在其主持下，制定并且通过的。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不少法史方面的论著都会详细介绍。拿破仑这个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使民法典草案能够获得通过，甚至清洗了法案评议委员会。民法典并不是完全吸收罗马法的产物，而是吸收了西方的自然法传统精神，同时兼顾了当地的习惯。民法典历经200余年，至今有效。期间官方两次发起全面修订或者重新起草民法典的动议，但是皆以失败告终。拿破仑曾预言他的民法典是不可战胜的，确实如此。而德国民法典的产生过程则更为戏剧性。19世纪初，德国法学家即开始呼吁制定民法典，但是，德国民法典一直到20世纪才正式诞生。差不多过了100年，有人说是因为以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派“阻挠”的结果。但是，正是因为探讨和论战进行的比较充分，德国民法典才成为民法法系的另一部经典。

　　从经典民法典的经历中，当下的中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是否该冷静一下？着急啥呢？记得有位学者在山大作讲座时说，有些人急于作中国的“民法之父”，有些人动辄“我的民法典”，也许这样的事情是有的。学者的心理不同于政治家的心理，学者的成就也不同于政治家的成就。即便是民法典被通过了，起草者也无法贪天之功，自己去确认与民法典的“亲子关系”，民法典也不是“他的民法典”。政治家就不同，拿破仑民法典是拿破仑亲自起草的么？尤士丁尼法典也不是那个皇帝本人做的工作啊。学者的本分就是传播思想，推动这个进程。民法典在中国的坎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这个背景不转换，法典的命运就无法改变。而背景的转换、变迁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历时的存在。学者着急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