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WTO从宗旨、整体法律结构到具体规则的合性和根据，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例如，WTO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的“贸易自由化”，就是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斯密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而被称作“国际贸易柱石”的最惠国原则，原本体现着“市场竞争，机会均等”的经济规律。有些学者，只从表面看到最惠国“平等相待”一面，便作出推论说它“源于各国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是毫无根据的误解。岂不知最惠国起源的时代，诸如“国家主权”这类概念还没有产生呢。又例如反倾销规则。当初，1910年左右，最早制定反倾销立法的加拿大和美国，工业尚落后，抵挡不住欧洲各国工业品的大批进口和销售，例如德国质量好又价廉的钢铁等，出于一种恐惧心理，用反倾销立法来抵制，以“不公平贸易”作理由，合法地保护本国企业。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我保护（“保障”）措施，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依据。这套反倾销立法一直沿用和演变至今，成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法律规则，WTO中一般叫“反倾销守则”。现代经济学证明：所谓“倾销”不过是一种货物在两个不同市场上用不同价格销售，即“差价销售”，是完全正常和正当的商业行为，不应反对。把它当作“不公平贸易行为”来反对，恰恰人为地制造出真正的不公平贸易，使本国消费者享受不到物美价廉的产品。当然，法律天然具有保守性，对于已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反倾销，要动大手术，一下子是通不过的。所以现在WTO反倾销守则我认为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条件宽松的保障条款”而继续存在。还有，GATT第12条关于国际收支失衡可引为作数量限制的理由的规则，当年是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Keynes）的理论制定的。后来，经济学界证明凯恩斯的论点是错误的。1979年东京回合专门为此发布了一个《关于国际收支目的采取贸易措施的宣言》，指出：“限制贸易措施并非保持或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手段”。实际上抑止这条规则的使用，乌拉圭回合也就此达成了一个《谅解》。

　　其次，对已有的或将要采取的贸易措施和法律规则，恰当与否，成效如何，常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成本效益分析法”（Cost－Benefit Analyses）为进行检验和评估，以定取舍。这种分析方法是近些年出现的一门跨法律与经济两个部门的“法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新学科创造出来的，一般来说，很实用，很有说服力。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动议，正是80年代初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对GATT当时面临的不少难题进行分析评估，取得令人信有的论据后，才发起的。例如，对当时流行的“灰色区”，他们解剖了两只麻雀。一支是美国与日本商人订的《自愿节制汽车出口协议》，日本商人“自愿”承诺每年只向美出口168万辆汽车，美方答应每辆车加价400美元。据测算，这相当于美向本国消费者加征了43亿美元的消费税，再拱手交给日本商人。另一只麻雀是欧共体与日本商人私订的《磁带录音机自愿节制出口协议》，以要欧消费者三年交给日商5亿英磅为代价，换取少对欧出口。由此证明，“灰色区”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蠢事，不仅扭曲了竞争秩序，还损害了本国国民福利。这为乌拉圭回合铲除“灰色区”铺平了道路。

　　即使在WTO有些规则的制定上，也采用了现代经济学中的新计算方式。例如《农产品协议》把非关税措施“量化”成交税的方法，称作“fication”

　　第三，WTO在解决争端机制上，独具一格，设制了没有“法官”（而叫panel，专家）和法院（而叫DSB，解决争端机关）而实际要履行WTO实际运转中的司法职能，而且突破了联合国国际法院在管辖权问题上的樊篱，实行准自动强制审理案件的体制。对此，我在后面还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