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干预破产，拖垮债权人。

　　及时宣告企业破产，可以及时遏制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债权人的损失。然而，企业破产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处理不好，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在地方保护主义心理的支配下，以保护本地区的社会稳定为借口，人为地干预企业的破产程序，使一些早就应该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不能进入破产程序，一拖再拖，最终不仅自己难逃破产的命运，而且也将债权人拖到了破产的境地。这种变相的逃债行为直接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并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五）控股公司虚设公司逃避债务。控股公司设立子公司时，资本不实，或在设立子公司后抽逃资金，然后以子公司的名义向银行大量举债或与第三人交易。待债权人行使求偿权利时，始知子公司一无所有，此际债权人无法对幕后的控股公司追偿而束手无策，幕后的控股公司则中饱私囊，逍遥法外。

　　（六）控股公司制造“破产”逃避债务。

　　由于许多控股公司与子公司存在行业上的依存关系，控股公司或以高价出售原材料、低价购买产品的方式，或抢占子公司利润前景较好的项目，掠夺子公司的利润。控股公司将子公司的资金、利润转移之后，将控股公司的自身债务或公司集团其他关系企业的债务卸在子公司身上，命令子公司申请破产，逃避债务。在公司破产时，债权人只能望新公司之财产而兴叹。

　　除上述企业改制重组中的逃债情形以外，还有诸如，将债务全部由政府承担；在改制重组中低估资产、评估中遗漏债务、对潜在的债务不予关注等逃债现象。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遗留了不少矛盾和纠纷，影响了企业改制重组工作的健康发展。

　　企业改制重组中逃债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利用企业改制重组的机会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看起来，主要有两大类：即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

　　（一）法律因素

　　所谓法律因素，主要指法律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和法律规范的不健全，为不法行为者逃避债务留下了空间。第一，法律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化进程越来越快，国家颁布的法律数量也越来越多，但是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的衔接与配套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这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法律的整体效力。比如破产制度与企业法律制度的不协调，企业法中特别是国有企业法中对国有企业的自主权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以至于国有企业享受不到真正的自主权，其职工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所以国有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对企业的破产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又比如企业法并没有真正解决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以至于政府常常利用行政权力任意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为了地方利益，强制企业破产或强制不准破产。又比如，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企业破产后职工的安置无法解决，影响了社会稳定，以至于使政府对企业破产产生了恐惧感，从而走进了这样一个怪圈，越借用假破产的方式来逃避债务，濒临破产的企业就越多；濒临破产的企业越多，越要用假破产来逃避债务。第二，法律规定的不健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都规定了法人的独立责任制度，而没有规定法人资格否认制度，以至于当某些法人滥用法人制度，利用法人形式实施违反法人制度目的的行为时，法律对其无可奈何。如前述的“母体裂变”、“债务悬空”就是典型的规避法律的行为。又比如，某些公司为了逃避债务，将公司财产私分给股东，留下一个空壳公司以应付债权人，公司法规定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所以，债权人对股东只能又无可奈何。

　　（二）非法律因素

　　所谓非法律因素，是指不属于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如道德因素，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些市场主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讲商业道德和信用，坑蒙拐骗，欠债不还，它们并不是不懂法律，而是缺乏起码的商业道德观念，它们恪守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能骗就骗，能逃就逃，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