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经济法学的各类理论，都需要学界的不断拓展与补充，这种“拓补”应当是持续的、累积的。无论是开拓性的发现，还是补充性的推进，对于经济法责任理论和相关理论的研究都很重要。

　　[2] 经济法理论发展到今天，如何提高“理论的自足性”已经成为十分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学界已有的各类观点能否形成有机联系的链条，对于经济法理论的深入发展非常紧要。因此，如何依据一定的假设、概念或范畴，构筑经济法理论，包括其中不可或缺的“责任理论”，就显得至关重要。

　　[3] 对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发生的违法行为如何全面追究法律责任，其实是久已存续的问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不仅涉及到对市场主体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对国家调制行为合法性的审查问题，这些都需要在理论和制度上做出回应。因此，现实的需求更加紧迫。

　　[4] 人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现行的制度规定未必就是合理的，立法不过是基于各种因素或博弈而形成的妥协结果，是一种暂时的“均衡”，因而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对其做出突破：研究者尤其应避免片面地陷入现行制度的罗网而不能自拔。

　　[5] 德国著名学者鲁道夫·冯·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曾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89页。这对于沉寂的、相对较为成熟的合同法理论当然很有意义。但在新兴的法学领域，可能存在着与传统法学理论的诸多不同，需要有拓荒者不断地去发现和展示。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法学研究可能会有更多的“法学上的发现”，对整个法学应当有更多的贡献。

　　[6]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以及《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版，第122页以下。当然，这个方面的争论和探讨还在持续。

　　[7] 这些称谓大略散见于各类主要的经济法著作、教材中，已有若干学者对其妥适性作出评论。例如，有些学者就反对把“经济法责任”当作“经济责任”，认为这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可参见邱本：《经济法原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以下，等等。

　　[8] 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学者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可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91一195页，等等。

　　[9] 此类看法在许多经济法教材中都有体现，难以一一列举。“非彻底的客观论”在客观上往往容易同一些非经济法学研究者的观点相暗合。

　　[10] 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存在而且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法律责任体系，该体系就是由上述“四大责任”构成的。参见王成栋：《政府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1] 在理论上，人们对于部门法的划分问题始终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有人对总体上的部门法理论也提出了质疑，因而是否只是上述几个主要部门法，以及上述部门法的划分是否科学，都还有相当大的可商榷空间。此外，即使从官方认可的部门法来看，也不限于上述几个，至少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认可的部门法，就包含了经济法、社会法等7个。因此，仅以上述三个或四个部门法进行责任形态划分，当然不够恰当。

　　[12] 现在的部门法划分，不是在同一平面上的“展开”，因而并非一种穷尽的分类，存在诸多遗漏也就不可避免：同时，由于部门法是按照不同标准来划分的，因而本身是不合逻辑的。例如，行政法是否应当同立法法、司法法在同一层次，经济法是否应当同社会法、政治法等在同一平面，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划分是否在同一层面，等等，都很值得研究，因为这些问题的成因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