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存在的弊端

　　1、现行法律规定，特别是刑事部分审判的审限规定无法让被告人实现民事诉讼应有的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了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按此规定被告人也应当享有合理的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平等获得诉讼信息权和其它的诉讼权利，可现行的法律规定只规定应当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状或内容通知被告即可，有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更是没有让被告人获得民事诉讼信息的时间和机会，他们的民事诉讼权利均被剥夺，被刑事诉讼权利所替代。总体说，刑事诉讼中民事部分的审理调解缺乏正当的诉讼程序。

　　2、刑事庭前调解无法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进行调解。在审判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要被告人有被取保候审的，都会组织双方就民事权利部分进行庭前调解，此时由于没有经过开庭审理，对案件的事实只能凭借对案卷阅读而有所掌握，但就是这样那也比被告人所掌握的民事部分权利的诉讼信息还是要多得多，可想而知此时被告人在案件的认识信息上是无法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方相比的，再加上又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进行调解，主审人的种种意见或暗示对被告人影响又是无所不在，所以被告人的调解意志自愿原则也只形式而已，无法真正实现。

　　3、现行的调审主体合一的刑事庭前调解使调解人员具有潜在的强制力。我国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时，占绝大多数在刑事开庭前调解成功，但这种调解自愿性已经受到广泛怀疑。由于“调审合一”模式的天然缺陷，已经使得自愿原则很难在纯民事诉讼实践中得到法官的严格遵守。在这种模式下，将她适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那结果只会更加难予让被告人实现调解的自愿原则。法律将法官设计成兼具审判者和调解者双重身份的诉讼主体，我国的法院庭前调解主持主体主要是案件承办审判员和合议庭，由于调解人就是案件主审人，势必会造成调解结果和审判结果的竞合。一方面，他作为调解人，要帮助当事人澄清事实，解释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进行疏导，钝化矛盾，消解分歧，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他又是诉讼的指挥者和纠纷的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这种身份上的竟合，使调解人具有潜在的强制力。

　　4、调解在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存在的弊端。一是刑事被告人在减轻刑罚后再逃避赔偿责任。刑事被告人为了能够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减轻刑罚，往往会先与被害人达成调解协议，而等刑事判决后，却逃避赔偿责任，拒绝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作为被害人却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执行之路漫长而又遥远，法院的执行工作强度大，人力少，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得到赔偿。即使法院能够找到被执行人，但由于被告人无执行能力，也最多只能拘留几天。被告人在调解前一再保证会想办法履行调解协议，会想方设法借钱挣钱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誓言，此时变了赖账的信心，反正刑事判决已经生效。二是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大部分以损害被害人利益为前提。由于被告人触犯刑法会判处徒刑，一般情况下都羁押在看守所。与被害人调解的当事人都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新出台的执行规定，又更加严格的明确了执行财物的界线和责任，审判人员一时也无法摸清被告人的财物状况。所以审判人员或者被告人的近亲属在做被害人思想工作时，都以达成调解协议后由被告人亲属赔偿，而且判决后被告人坐牢无法执行，即使被告人释放出来也由于无执行财物而终结执行为理由，让被害人作出让步。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实情况确实如此，被告人不主动履行责任的情况下，作为个人的被告人有百分之八九十无法执行。假如被害人作出让步，被告人积极履行赔偿责任，这也未必不是一种好的方法。问题是如果被告人或者其亲属只是为了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减轻被告人的刑罚，在判决生效后却不履行调解协议，被害人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