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法院在被告人娄某拒不认罪的情形下，凭借间接证据构成的“证据锁链”，依法以构成强奸罪判处娄某有期徒刑三年，实现了“零口供”定罪。（见南方都市报）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则新闻能见报并冠以＜＜“零口供”也能定罪＞＞的醒目标题，说明以“零口供”也能定罪在司法实践中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离不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长期以来，思想观念的落后、证据意识的不强，加之侦查手段的落后、侦查科技含量的低下，司法机关在证据上迷恋于口供中心主义，侦查模式是从人到物，一般要取到口供才去找实物证据。刑事诉讼法作出的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的规定，也为司法机关依赖口供提供了便利。在案件的侦查、审判离不开口供的情形下，“零口供”也能定罪成为新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口供的运用提高了侦查的效率，节省了侦查的资源是不言而喻。然而，口供的易变、脆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庭审翻供在实践中是见怪不怪，单凭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不在少数。更可怕的是迷恋于口供诱发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的现象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成为痼疾，前些年出现的云南省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在刑讯逼供下被无辜定罪的案件，不啻于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正因为此，近年来学术界与实务界对我们现有的侦查模式、对如实供述义务给予了深深的反思。

　　“零口供”定罪在西方国家不是新闻，有口供定罪或无零口供定罪都是案件审理中的通常状态，没有那个西方记者会对因为没有口供而定罪这一事实本身发生兴趣。对于人权的高度重视使他们很早就确立了沉默权，而沉默权的确立免除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义务，口供当然就不可能在侦查人员视野中居核心位置。当然近年来，西方各国对在毒品、恐怖等案件中对沉默权的限制，司法实践中辩诉交易的运用，有口供的案件也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有口供的案件都是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自愿的基础上，所以无论如何“零口供”定罪的案件不可能成为新闻。

　　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是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对该款的规定我国政府未作保留。尽管全国人大尚未批准这个公约，但批准只是时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保护人权的潮流、杜绝刑讯逼供的需要，沉默权已摆在我们面前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说沉默权的在中国的确立是大势所趋。因此，即使沉默权引进后也许在中国会受到某种形式的限制，但沉默权的确立将使口供的获得大为减少是无可质疑，以现有的侦查意识和侦查手段及对口供的依赖将会使相当多的案件无法侦破。司法机关的侦查既要顺应保护人权的国际潮流及公约的要求，又要达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目的，只有从现在起就逐步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废除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据意识特别是要严禁刑讯逼供，完善侦查手段、大力加强侦查的科技含金量，努力做到大多数案件能在“零口供”情形下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