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不妨再从证据关系的角度正视执行证据问题。在诉讼理论中，我们认为原、被告与法院三者形成的关系构成等腰三角形，原、被告在诉权上的平等，地位上的平等，法院在未裁判之前假定有关诉请事实为不确定，所以诉讼中因证据交换形成的信息关系应该讲是等位的，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不偏袒任何一方，赋予当事人针对均等或对等的证明对象进行抗辩的证明权利。但在执行中则不同，申请人、被执行人、法院三方对执行信息的掌握程度是不同的，也是不对称的。就证明对象就是被执行人的执行能力（包括财产状况及履债能力）而言，被执行人自己是最为清楚的，他占有的是完全信息。相对而言，申请人凭借交易中或执行中收集的信息毕竟是被执行人的信息一部分而非等同于全部。法院在执行中占有的信息除当事人举证外即为调查取证所得，也必小于完全信息。但法院因在执行中的地位而很有可能在双方掌握的信息间形成不确定状态，双方当事人所透露出的信息会因逻辑加工后形成互补，因此，剔除申请人掌握完全信息因素之外，在被执行人不完全公开信息的假设前提下（几乎完全成立），法院与申请人在取证功能上互为弥补。因而三主体之间的证据关系是分层次，又是互为替代的。这种关系的分析助于制定证据规则中发挥制度功能，以期达到信息的完全化。

　　分析了执行中信息的不对称对证据制度构建之意义后，我们还是着重来看法院在执行证据关系中的行为选择问题。常有执行庭权力过大的论调，如果相较存在的话，也在于自由裁量权问题，我看这主要是执行未形成证据化，而证据制度未规范化，难免形成很多环节仅停留在非证据形式上，造成难以收集、难以固定、难以监督，从而导致很多执行问题遗留或堆积。执行官全面把度执行进展，对个中环节形之成据，不但可作为执行程序推进的依据，也是加强执行监督的必要。执行官对当事人的举证无论认同与否，必将因证据制度的完善载之于卷，而且依可证证据形成的执行事实，有利于执行理念（尤其在执行穷尽上）的贯彻。此外，执行本身是项策略性、实施性的权力，凭借证据巩固后形成的“执行法律事实” 选择种种执行策略施以权力，也是助于朝最有利于执行到位的方向努力。

　　综上，在进行证据充分的分析后，我们不难得出执行证据本身的特征：

　　一是证明对象的单一性。执行中最大功能就是让被执行人履行业已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履债就关键看义务人的能力，包括主观能力和客观能力，客观能力往往又是证明之重点，一般为财产之状况。因此，执行证明对象一般仅为义务人之履债能力。

　　二是证明方式的单向性。只因为证明对象的单一性导致了执行中各方示证均围绕这一证明对象展开。这种单向性相对应于诉讼就是举证责任的移转问题，执行证明中就不存在举证责任移转问题，仅就同一事实（履债能力）作证明即可。

　　三是证明责任的互补性。我们在上文也提到被执行人占有完全信息，但因从其归结利益出发一般不完全披露信息。因此在执行难状况下如若只存在申请人与法院的情形取证情况下，在申请人与法院之间相对于完全信息而言是互补推进的。这里需要明确，法院在执行中因权力运作需要也部分地承担证明责任，但它的责任不是终极责任，其证明不能的结果意义上的责任仍由申请人替代承担。

　　三、 执行证据规则

　　在上文进行执行证据价值取向、特性之分析以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构建规则。规则是在原则指导下的规范，因此，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和体系化特征。笔者拟在上文探讨的基础上作些不成熟的规则体系构思以抛砖引玉。

　　执行证据规则参照诉讼证据规则，笔者认为应分三大规则系统：即示证规则、查证规则、采证规则。在示证规则子系统之下有（申请方）举证主承担规则、（被执行方）财产申报规则、（法院）有限取证规则。在查证规则子系统下，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避无效规则、形式审查为主规则。采证规则子系统之下有推定规则、处分以举证完备为前提规则、证据穷尽规则。本文依次作简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