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案件事实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似乎案件事实总是泾渭分明，非黑即白。认为认定案件事实即使不是一道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题，也一定是一道能够找到确切答案的几何题。然而，这些人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换言之，这些人喜欢或者习惯于非此即彼、非真即假、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一件证据，要么就是真的，要么就是假的。一个认识结论，要么就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绝对不能有第三种可能性。但是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模糊性。

　　熟悉司法实践的人都知道，人们在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时候经常要不可避免地面临那种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就是没有确切答案的模糊认识状态。以人们认为最有科学性的鉴定结论为例：有经验的司法鉴定人员都知道他们在进行各种法庭科学鉴定时经常会面临一些无法给出确定性结果的难题。例如，在根据毛发根鞘细胞中的性染色体来判断毛发性别的鉴定中，人们一般都把Y染色体作为认定男性毛发的依据。但是大量的数据表明，女性毛发的根鞘细胞中也可以有Y染色体，只是数量较少。在单位检材内，男性毛发的Y染色体数量为20至80，女性毛发的Y染色体数量为0至25.如果具体案件中毛发检验结果表明Y染色体的数量在26以上或19以下，结论可以说是明确的；如果检验结果表明Y染色体的数量在20至25之间，那么结论就是“灰色”的了。在笔迹鉴定和司法精神病鉴定等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鉴定人员的个人主观经验的鉴定中，这种“灰色”区域更为常见。即使在客观标准比较明确的指纹鉴定和DNA遗传基因纹鉴定中，“灰色”区域也时有所见。

　　严格地说，在任何一起案件中都存在着证据认识的模糊性和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由证据本身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人的认识能力所决定的。任何证据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根据其认定的案件事实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换言之，法官依据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判断也都具有误差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承认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时存在模糊性和局限性，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就是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笔者对此不能苟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有能力认识一切客观真理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世界上的事物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是可知的，并不等于说每个具体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客观真理。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②

　　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属于认识的“个别实现”，都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都是不可能无限期无止境地进行下去的。因此，就每一个具体案件来说，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不是“绝对真理”，都只能是“相对真理”。由于司法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上存在着模糊性和误差的可能性，由于实体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所以实体公正也是有局限性和模糊性的。

　　（三）程序公正的两个基本功能

　　司法程序公正包括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和诉讼权利的平等性等基本要求。就司法活动而言，程序公正具有两个基本功能：其一是保护诉讼参与者的平等权利和正当权利；其二是保障在诉讼中实现实体公正。

　　程序公正的第一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正当程序的原则，首先就是要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要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职权。这涉及到司法活动中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保护和对官员权力限制的问题。有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态度是宁肯放纵违法犯罪者，也不能让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他们认为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且对社会的危害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