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上只是理论的探讨，在实务还不能操作，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只规定了代位权只能向法院请求行使，不能以诉讼以外的行为行使。我国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债权人代位权，与债权人撤销权不同，不以裁判上之行使为必要，于裁判外亦得行使”（11）。 在《日本民法典》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中都有规定，行使代位权既可以通过诉讼上的行为也可以通过诉讼外的行为。（12） 王利明教授认为“仅就逻辑上言之，将仲裁机关漏掉显然是不周延的，债权人也应该可以向仲裁机关请求行使代位权。这一法律缺漏实在令人遗憾！”（13） 我也为法律将公证机关缺漏而感到遗憾，更为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对此也缺漏了！

　　四、公证机关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如何审查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

　　《联合通知》的第五条规定“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注意审查以下内容：（一）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事实确实发生；（二）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和证据，债务人依照债权文书已经部分履行的事实；（三）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对如何审查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有一观点认为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公证机关必须再次确认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没有疑义。否则公证机关不能签发执行证书。（14） 另一观点认为在审查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时，只需审查在原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中是否有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真实意思表示。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无可操作性，不利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理由如下：

　　其一，只有在债务人无履行能力或恶意避债的情况下，债权人才会申请执行证书，这时债务人根本不会配合公证机关办理执行证书，若债务人对公证机关要求其对其履行的义务再次确认，一言不发或乱提疑义，甚至有的债务人避而不见、逃而远之，按第一种观点这时公证处只有拒发执行证书。那么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又有何意义，公证强制执行效力的作用又从何说起，这反而给债务人拖延履行债务时间和恶意逃债提供了便利，这显然违背立法者的本意。

　　其二，如果公证机关没有再次确认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没有疑义，只是审查在原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中是否有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后，就签发执行证书，不会损失债务人的利益。在进入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将重新对此进行独立严格地司法审查，而在执行时债务人也可向人民法院提出异义，法律给予了债务人一定的救济途径。

　　有同仁对此提出了一个操作办法，笔者觉得可以借鉴，他们认为债务人如果有疑义必须负举证责任。公证机关可以就债权人向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的情况发函给债务人，限期答复，否则，依法出具执行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