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法原因

　　程序公正的科学性要求程序的设计符合诉讼行为的客观规律，符合司法效率的要求。我国许多程序的设计不尽合理，影响了程序公正。如刑事诉讼期限，从公安机关拘留某人起至最后判决生效止，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长期限可达2年多，如此长的期限，若最后判决结果是无罪或者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这对当事人太不公平了，白白地被关押了这么久，虽说可获得国家赔偿，但这远远抚平不了当事人心中的创伤。《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在审判过程中，检察机关“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人民法院可以延期审理，“检察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还有发回重审制度，二审法院发现 “…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对于重新审判后的判决，…可以上诉、抗诉。”，但对重审判决上诉后，二审法院能否再发回重审没有规定。实践中，有些案件在公安、检察、法院的一审和二审之间来回倒来倒去几次，案件一拖几年过去了，不能不说是一个法律漏洞。不说人为因素，就是严格按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办事，如此倒来倒去，“反反复复”，若最后的判决是判决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还好说，若最后判决无罪的呢？这里面不能排除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刑事诉讼的这些规定打击报复或者加害别人。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些规定未必科学。

　　还有案件再审制度。我国三大程序法都规定了案件再审制度。只要发现案件“确有错误”，就可提起再审，而且不受次数的限制。尤其是检察机关的抗诉再审启动权的设立，使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权形同虚设。不少因“确有错误”的案件翻来覆去审过多少次还是维持最初的判决，不仅白白耗费了国家和当事人大量的诉讼资源，严重地影响了司法效率的实现，而且也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

　　（二）外界干扰

　　表现形式多样。在中国，过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往往对司法活动进行各种各样的干扰。举例来说，有如下几种：

　　1、审判活动中，法院依职权干预的情况

　　如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六十四条），法院还可以依职权采取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措施，可以依职权追加当事人，而不管当事人愿不愿起诉，愿不愿意参与诉讼，名曰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法官）本应站在中立的位置（这是由公正的内涵所决定的），绝不能偏袒哪一方，不能依赖法院。法院依职权采取的上述种种活动，对一方来说可能是公正的，但对另一方来说，可能又是不公正的，所以法院应站在中立的立场。在刑事诉讼中，二审法院可以超越当事人的请求对全案进行全面审查，亦即二审法院一旦接受上诉或抗诉，就应对案件在证据采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审查，而不受上诉或者抗诉的范围的限制；公诉机关起诉被告人犯有“此罪”，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此罪”不成立，但构成“彼罪”的，必须径行判决被告人犯“彼罪”并承担刑事责任；如此等等。上述职权干预制度的结果是造成了法院职能的扩张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矛盾，法院的裁判超出了当事人起诉的范围，成了“无诉之果”。在职权干预制度下，裁判范围的扩大会提高司法成本，降低司法效率，同时也无益于程序公正。

　　2、领导审批问题

　　法院审判案件，法官审案，庭长审批，然后呈主管副院长审批，这样处理的后果是，如果庭长、院长要不同意主审法官的意见，主审法官就要按庭长、院长的意思判决；当然，在检察院、公安局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这种体制如果不改革，就谈不上什么程序公正，就会形成当事人要打官司，就得找后门，拉关系，有损司法公正。近年来，在法院实现的审判长考核制度，审判长有权直接制发判决书，有助于改变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