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交警在执勤现场耳闻目睹的证据应当被推定正确。被告到此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身上。除非原告能够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推翻刚才的初步认定，她将承担败诉后果。从理论上讲，原告至少有两个“路子”可以推翻被告的证据。一是，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或者即使存在“交通违法” 的可能，执勤交警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看到。本案原告并没有确凿地证明这一点。二是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执勤交警有滥用职权的故意，例如，交警部门把罚款当成“创收”渠道，或者执勤交警与原告有仇隙，借故报复。本案也不存在这种情形。综上所述，本案判决维持交警的处罚决定是正当的。

　　五 价值衡量的功能与法律的确定性

　　一些学者在讨论行政诉讼“事实审”的时候曾涉及事实认定问题。有学者认为，法院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认定，另有学者表示反对。[31]到目前为止，争论双方基本上只限于提供一种总体的价值倾向。这种价值层面的论述也许能够影响法官的具体判断，但无法提供精确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如果我们不认为一种价值必然大于另一种价值，我们必须把价值层面的泛泛讨论转为技术层面的精细探索，寻找可适用于个案的操作方法。

　　本文通过两个有争议的案例，展示了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中价值衡量的思考方法。本文试图强调，探寻举证责任分配的目的不纯粹是寻求个案中的事实真相，而在于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明标准的确定，公正和有效率地分配社会资源，指引当事人应当遵循的行为规则。价值衡量方法的引入，在传统上认为纯粹是“事实”的领域――法律适用通常被区分为事实认定和法律解释两个环节――契入了价值的因素。它超越纯粹个案的探讨，不是把目光集中在过去发生、现已逝去的“事实真相”，也不局限于个案中当事人的利益权衡，而更多关注当事人应该有的行为规则，期待通过确立合理的举证责任规则去塑造人们未来的行为。一句话，它与其说是“向后看”的，还不如说是“向前看”的。

　　虽然本文选取的两个案例都属于疑难的行政案件，但价值衡量方法的应用既不限于行政诉讼，也不限于疑难案件，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普遍适用的。只不过在一般案件中，事实清楚，或者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是明确的、无异议的，不需要价值衡量，或者说价值衡量的过程可以被忽略。但是，价值衡量实际上仍然存在，隐藏在证据规则的后面，默然无语地支撑着证据规则的正当性。一旦双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证据规则持有异议，那么，价值衡量将走向前台，去证成或者否定那条证据规则的正当性。总而言之，价值衡量在举证责任分配中的功能体现在如下三方面：在现有制定法提供的举证责任规则不明确（如汤某死亡引发的赔偿案件），就需要运用价值衡量去“弥合法律织物的漏洞”；在现有制定法提供的举证责任规则将导致明显的不公平的后果时（如黄某交通行政处罚案件），就需要运用价值衡量去“熨平法律织物上的褶皱”；即使现有制定法提供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明确且“合理”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有异议，也将需要运用价值衡量去维持其正当性。

　　当然，倡导价值衡量方法并不反对寻求证据规则的学术努力，以及根据法定的证据规则认定事实的司法实践。在我们这样一个证据规则贫乏的时代，太需要事实认定的规则了！最高法院不久前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就是一个可喜的努力。但是，正如本文反复强调的，任何规则都是有缺漏的，不可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同时，如果没有对大量个案的深入探讨，仅仅停留在举证责任理论的抽象论述，建立合理的证据规则体系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价值衡量的方法，也许能够为个案的深入探讨提供一条有用的思路。

　　价值衡量必然带有主观判断。在前述两个案件中，读者也许能够接受我的思路，但涉及价值权衡时，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在案例2中，有些读者可能坚持公民的利益更应当受保护，因此交警的处罚决定法院不该维持。从根本上，这类歧见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合理的。但价值衡量的方法从整体上未必比依据规则进行推演更不公正、更难预测，更令人不可接受。[32] 难道在规则的外衣下，主观判断就能够避免吗？事实认定的恣意就能够完全克服吗？虽然“法律规定能够很好地吸收当事人对证明责任分配的不满”，但如果“依法判决”违背了公认的正义准则，同样不能为司法裁判赢得正当性，最多只是把不满从法官头上转到法律名下。它同样会伤害司法的信誉，损害对法律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