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同前注12，第353条，“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

　　[26] “大陆法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传统上，司法判决一般都只展示一种法院意见，如今情况已然变化，除了法官和意大利，多数大陆法国家的司法判决都出现了不同饧?。……在德国，不同意见一般只出现于宪法法院的判决中。”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同前祝浚?页207.

　　[27] Abner J. Mikva， “For Whom Judges Write，”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61， 1988. 以及波斯纳的研究，Federal Courts， 同前注14，页152－157.

　　[28] 见，Posner， Federal Courts， 同前注14，页140－141.

　　[29] 参见，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同前注21，页41.

　　[30] 例如，在著名的米勒诉俄勒冈州案（Muller v. Oregon， 208 U.S. 412 [1908]）中，当时的著名律师、后来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布兰代兹提交了一份长达113页的诉讼摘要，其中的许多观点最后在判决中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所引用。这类诉讼摘要后来都被称之为“布兰代兹诉讼摘要”；并且在大量诉讼案件中使用，包括著名的布朗案。在一个案件中，有一方的律师提交的诉讼摘要竟长达216页！参见，Abraham， The Judicial Process， 前注11，p.202以及注92.

　　[31] Charles Larmore， The Moral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68-174；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 同前注20，特别是第一章。

　　[3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Vintage Books， 1977.

　　[33] 参看，P. S. Atiyah and Robert S. Summers， Form and Substance in Anglo-American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 Reasoning， Legal Theory， and Legal Institu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4] Lawrence Lessig，

　　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