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辩论阶段被无意中省略了。

　　在总结陈述阶段，法官一再要求，不要说前面已经重复说过的话，但碍于法律知识的贫乏，双方当事人还是不自觉地重复了前面许多已经说过的话，并且说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家庭生活琐事。法官看时间差不多了，双方要说的发泄不满的话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制止住了。接着又问，现在法庭程序已经走完，你们双方愿意调解吗，然后又说了法庭调解的好处，如有法律效力，必须得不折不扣的执行，不同于村民委员会的调解等。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法官说，受条件所限，基层人民法庭实行的 “背对背”的调解方式，被告跟我来，其他人在这候着。说完领着被告走出审判庭到他的房间里去了。那位老王陪审员和书记员则在审判庭和这些村民聊天。

　　因为实行“背对背”调解，这个案件的具体调解过程我们未见到。但对于调解，该庭一位法官对我发表了这样一番见解，法官常会在调解方案已经胸有成竹的情况下，分别站在双方当事人的立场上细细阐述这种调解结果对当事人可能产生的利害关系，促使当事人接受这种调解方案。直白地说，调解就是你让一份，我退一步，各打 50大板，实现大致公平即可。后来的调查可以证明这种见解是切合实际的。另在当地，调解成了中级法院下达的硬任务，各个基层法院的调解案件必须占到所立案件的70%以上，否则主管的院长就要在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会议上做检讨，法官则要扣奖金。对于这种硬性的任务，一些法官压力很大，也认为不合理，使原本应该判决的案件为了争取当事人的同意调解，法官往往要动许多口舌，反复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这个案件的法庭审理不过一个小时多一些，而最后的调解则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期间，被告从法官的办公室出来，原告和其哥哥又被叫了进去，如此进行了三个来回，到快吃下午饭（16点钟）的时候，法官才将这个案件了结。在这期间，老王和那位书记员也做了原告和被告的不少“思想工作”。老王以自己的人生经历现身说法；书记员则以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为参照劝导双方，尤其是男方，应该对女方多让一些，毕竟夫妻一场嘛。最后的调解结果是：男方同意离婚，债务由他一人承担，女方抚养女儿，男方不用再另行支付抚养费，女方的嫁妆归女方，其余的财产由男方所有。这个结果令双方都基本满意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在法官宣读调解意见后，法官发布了一条命令，原被告分别向人民陪审员老王交纳10元钱，现场交纳，不开发票。原被告不论有多少不愿意都认认真真地交了，这也符合人之一般心理：权力在法官这里，民众对权力、尤其没有监督的权力往往存在一种惧怕感！

　　（三）问题探讨

　　1、处于国家权力边缘地带的派出人民法庭。

　　由于种种自然的、人文的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国家权力对至少是某些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仍然相当松弱，此种松弱，使得法庭所拥有的作为国家权力之一部分的国家司法权力在运行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为有效减低这种障碍，保障国家司法权力的大体权威和基本运行，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往往会做一些可能于法不符甚或违法的但却于解决纠纷很有效果的做法。审理简易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就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努力，尽管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大力要求的对简单民事和经济案件应多适用简易程序不符，但于审理案件却无疑是有益的。

　　2、书记员在法庭审判活动中的角色。

　　派出人民法庭审判过程奇特怪异、险象横生，但法庭记录及其它文字性的东西却是统一的有条有框的，也即是说，法庭审判是一套，法庭记录及其它文字性的东西又是另一套；法庭审判过程是法官在操作和控制，法庭记录及其它文字性的东西由书记员操作。书记员在派出人民法庭的审判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书记员在记录的同时，还在不断地归纳、总结、摘取；这使得书记员犹如一个电视画面剪辑师，需要不断地增删、转化，即增加一些应说的话，删掉一些废话，将一些土语、方言及民间语言转化为正式的可登书面的语言和法言法语。法官也会主动配合书记员的记录工作，确保法庭记录的“完整无误”。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法庭记录及其它一些文字性的东西是法院考察法官是否称职和工作业绩好坏的主要衡量载体，法官不能不重视。这起离婚案件结案后，我翻阅了案件的法庭记录，但见法庭调查、自由辩论、总结陈词等阶段一个也不少；读着这份法庭记录，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外乎是法庭审判过程井井有序，双方当事人一定请了律师或对法律有相当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