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合伙所的收益分配形式是否可以由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行业自治组织作出统一规定？本文所援引的规定是不是科学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比例？遵循这个规定就能解决合伙所与聘用律师之间的利益冲突了吗？我们不妨从合伙所的性质、合伙人与律师的法律关系、留成比例的产生过程等方面寻求正确答案。

　　二 科学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比例是合伙人与执业律师平等协商的产物。

　　笔者这个结论的依据，就是合伙人与聘用律师的法律关系。

　　要确定合伙人与聘用律师的法律关系，首先要确定合伙所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结合上述两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的性质应当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它既不是行政机构，而是名副其实的服务机构，从它的投资形式看，有合伙所、合作所和国资所等，也进一步说明律师事务所是赢利性的服务机构。其中的合伙所就更加凸现这一特点。律师事务所向社会提供的是法律服务，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服务也是一种商品，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是法律服务这种商品。这些商品的制造者就是在律师事务所内执业的律师。合伙人是律师事务所的投资人，执业律师按照律师事务所拿到的订单（代理合同）制造法律产品。由此可见，合伙人与执业律师的法律关系是民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关系，合伙所的收益分配形式是通过聘用合同来约定的。对于双方约定的分配形式，只要合同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就是合法的。

　　既然合伙所的收益分配形式是通过聘用合同约定的，就应当遵循《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而由其他个人或组织强行制定一个分配标准，不论大所小所、新所老所一例遵行，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也肯定行不通。

　　三 合伙所收益分配的规律，是留成比例与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统一。

　　如上所述，科学的、公平合理的留成比例是在合同当事人平等协商中产生的，那么，不同的当事人，基于不同的客观情况和利益追求，协商的结果也会各不相同。制定一个统一的留成比例，认为找到了合伙所分配规律而强制推行，实际上恰恰违反了客观规律。

　　那么，合伙所收益分配的客观规律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留成比例与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统一。

　　在自愿、平等的条件下，让合伙人与聘用律师协商出一个留成比例，这个留成比例是在矛盾统一的过程中产生的。合同当事人双方都想的协商的过程中最大化地实现自己一方的利益。从合伙人这方面看，就是努力增加提留的比例，实际上就是增加合伙人共有的财产所有权；从聘用律师这方面看，就是努力增加提成的比例，使自己制造的法律产品的销售收入能更多地归属与劳动者。这就是矛盾的过程。如果这个矛盾不能统一，那么就协商不成，不在本文的话题之内。如果这个矛盾能够统一起来，也就是合同双方形成了一个都能接受的留成比例。那么这个都能接受的留成比例是怎么形成的，当然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互相让步的结果。但是这种让步不是随意的让步，总要有一个依据吧，这个依据就是合伙所为聘用律师提供了什么服务，即尽了什么义务，就应当享有什么权利；反之，聘用律师从合伙所获得什么服务，即享有什么权利，也就应当尽什么义务。合伙所为聘用律师提供的，不仅包括律师办公的软硬件，还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品牌效应、优质案源、材料的初加工等各个方面的服务的条件。其实，留成比例就是由这些服务和条件决定的。

　　以现在世界排名前列的几家合伙所为例，他们对律师的收益一般都是采取高积累、低提成的分配形式，律师的工资一般只提成办案收入的15－30，但是律师们却趋之若骛，资格浅的律师不得其门而入，形成数千名执业律师、业务领域遍及全世界的一流大所。就是国内一些知名大所，执业律师收益分配的比例也明显低于一般标准。而有些时聚时散的一些合伙所，为了维持下去，对执业律师许以70－90的高回报率到处拉人，结果应者寥寥。个中原因就在于前者的收益分配形式与双方的权利义务相适应，后者背离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在那些大型律师事务所里，律师无需自己去经营案源，律师事务所为执业律师提供与律师专业化相对应的案源，为律师提供办理案件所需要的一切现代化的软硬件设备和相关的配套服务，使执业律师的工作效率提高几倍、十几倍和几十倍，执业律师的收入虽然只有其办理的案件收费的15－20％，但是其收入之高，是那些靠自己寻找案源的万金油式律师无法企及的。与之相反，有些律师事务所，为执业律师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牌号，律师办公要收房屋使用费，年检要交年检费，税收，水电、通讯、办公用品等一切费用都分摊到律师的头上，执业律师像散兵游勇一样四处出击，辛辛苦苦挣一点汗水钱，却要让合伙人从中抽头25％以上，这个提留比例虽小，但是却不尽合理，律师能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合伙人白白地割走一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