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基层司法实践工作中，我感悟很多，十多年与法律密不可分卧爬滚打的磨练，也脉诊了基层法治软肋症结之所在。完备而健全的法律规定只是法治基础，创制一个良好的法律执行机制，建立一个好的法制环境才是法律之根本。如何改善、营造一个好的法制环境？这么大的命题似乎不是一个人微言轻的法律工作者忧心的范围。但在平淡生活的瞬间，如果你看到没有背景的弱势一方卑屈坐在法庭上的身姿和无助的眼神；看到他们用粗糙的手笨拙翻看诉讼材料时那份对法律的敬重；发现基层政治不正常的正常潜规则现象，或许你就如我现在一样，有抒发感慨的冲动和欲望。我承认我对基层法制的消极看法不尽正确，写社会阴暗面的评说对还算公职人员的我影响在所难免。但总要有人对影响法制，甚至践踏法制的现象声撕力竭的呐喊一声，纵有触雷的爆裂也无所畏惧的勇气啊。

　　九十年代初期，笔者从部队到基层从事司法行政工作，我发现在司法办公室坐班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多少法律理论，恐怕高中学历都没有。我就怀疑他们平时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么多纠纷的，我想通过处理一起案例来展示法律的运用，也让他们观摩一下、学点调处技巧。很快我就接手一夫妻吵架申请调处的纠纷，男的身着撕烂的衣服满脸怒气坐着一声不吭，女的披散着头发哭声不停，我和善地劝解女的不要伤心慢慢叙述原委，但双方似乎都不理会我对该纠纷的规范法律讲解，折腾一上午不但没有结果，反而办公室里哭闹更甚，正在我焦头烂额之际，我认为没有多少学识的同事要我退出调解，他走进办公室后拍着桌子大喝一声，哭闹声噶然而止，调解不到十分钟，这夫妻双方握着工作人员的手不停感谢，高高兴兴离开乡政府司法办公室。事后同事告诉我，这叫“拍桌子”调解法。其后我用该法调解民事纠纷屡试不爽。这个阶段人们习惯于服从行政管理，几乎没有多少法律意识，政府官员习惯于自己就是法律代表的自我定位。乡党委、政府领导在遇到“刁民”及难缠之事时，会立即召集司法办出动“镇压”，司法办的工作人员满脸严肃地在现场亮相，一言不发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平息效果。我怎么也想不通这样的效果不是来源于法律，而是行政的威慑力，是对司法、公安职能模糊混同的错觉效应。

　　随着国家法制的不断完善，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在实践中的觉醒，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国家倡导依法治国，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但公平而严实的法律规定与局部利益、官本位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人们仍然不崇尚法律的权威，认为法律是公平的，而执法之人仍操生杀予夺法外大权。笔者在湖南某少数民族县法律服务从业实践中感受很深，记得有一起离婚案件，法院开庭后主审法官处置不妥，致原、被告双双丢弃需监护照顾的婚生小孩在法庭而一走了之，代理一方的某法律工作者用尽可以联络委托人的方式都没有得到回音。法院领导为此大发雷霆，分管民审的副院长带领民事审判庭室领导到到该法律工作者就业的机构兴师问罪，主观推定该行为系由代理的法律工作者所致，某一资深法官厉声呵斥：“要停止所有法律工作者在本法院的一切代理行为”其官本位意识、法官特权思想在这句话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

　　笔者在接办诉案过程中感受颇深的还有，如果委托人是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级别公务员的家人、亲戚或朋友，他们通常在与我们沟通交流中，首先考虑的是通过关系，如请客、找其领导打招呼等方式把承办法官摆平，或者直接找法院领导过问，而不会过多考虑法律操作，这是不是办理诉讼案件的关键所在？我想，用这个方法有用无用抛开一边，我就想说作为国家公务人员遇到由法院处理的纠纷，首先用的处置方法是走关系，证明他们是不太相信法律的，其内心对法律的信仰是很弱的；或者他们认为此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是这样的领导调到法院工作，那他们这固有的想法会改变吗？我想只不过“行”改为“受”而已。有很多非常简单的案件诉到法院后，有背景的人打了招呼或有份量的人过问了，这个案件要么“冷处理”搁置不判；要么判决结果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当然，我这里还要阐明的是，法院有很多身负正义感、有同情心、有抱负、非常公正的法官，他们在处理案件时遇到领导干预的情形，内心也是痛苦的，既不能向当事人说明，又要遭当事人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