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千年古都北京城的未来，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规划思路，4月30日，《商务周刊》采访了担任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一职的高毅存博士。

《商务周刊》：北京市政府刚刚发布了重新规划天安门、长安街等重点地区的消息，您对这次重新规划如何评价？这是否说明规划方案的频繁变动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必然产物？

高毅存：城市化加速发展带动城市规划变得活跃，这是肯定的。但城市发展的总体预测或者大致方案，却是不宜时常变动的，而城市规划的微观科目，即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变化则可以是经常的。

虽然我并不具体了解天安门、长安街地区重新规划的细节，但这种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到的具体用地情况、建筑密度、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都有明确的指标体系。我认为，当城市的实际发展情况发生变化时，规划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以更加符合实际需求和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自参与的奥运会场馆规划，从2001年立项至今，规划变更了很多次，从重新设计，到场馆的集体瘦身，再到与周围生态环境的重新规划，每一次规划变更，无疑是在应和2008年奥运会绿色与和谐的主题，并在一次次规划中贴近北京的实际情况。

然而，整体的城市规划毕竟不同。1950年，梁思成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先生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份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在北起圆明园，南至丰台、公主坟至月坛之间的北京西郊，开辟新的行政中心，这样，北京古城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完整的保留，并且北京可以形成旧城、商务区、行政区三个完整的中心，也更能体现北京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但是这个方案被政府否定了，北京也一度被赋予更多的经济中心的功能。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北京已经明确定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和政治中心，新的城市定位势必产生新的城市规划。

《商务周刊》：但中国城市的定位和规划方案很容易因为政府的换届而频繁变更。我注意到在您2004年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化》一书中也提及，城市发展加速，我们应该慎重地借鉴欧美等国家城市的经验，保持城市发展的延续性。

高毅存：明确的城市定位和完善的城市规划可能使该城市在未来数十年受益。以英国为例，1946年通过“新城法”(The New Town Art)后，该国政府就倡导新城发展规划与经济发展同步。从1946年至1950年建立的第一代14个新城，到1955年时以坎伯诺尔德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城，再到以密尔顿·凯恩斯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城，尽管三代新城所建的历史阶段不同，但这些新城在规划中的共同特质是：从市内任何一处到另一处都拥有迅速、自由、直达的交通；具有多层次的工作和人口结构，以解决社会平衡的问题；展现当地社会和城市的魅力；并且主张在开放式的布局中，为生活和就业带来多种多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