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因两会推迟至3月15日拍卖的6宗土地，再创成交价新高———其中，远洋地产以40.8亿总价、2.75万/平方米楼面价竞得的崔各庄乡大望京村1号地，成为望京区域总价及单价双料地王；而大兴亦庄住宅商业地块则由中信地产以52.4亿竞得，成为2010年北京首个总价地王。

　　对此华远总裁任志强在其微博中愤然道：“四环之外的望京高达二万九千多元的楼面明显的是在与温总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精神唱对台戏，成功地再一次推高城市整体的楼价水平，北京又为全国的楼价上涨做出了证明和榜样。”

　　如果任志强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他其实就是帮凶之一，因为华远集团也参加了竞拍。任志强显然是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若真想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尽一份力，他就应该学蔡铭超———竞拍得手后放弃掉，把拍卖给搅黄。

　　由此一事件，或可让我们重新质疑央企在中国上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但也要看清楚，那52亿最终进了谁的腰包。高地价与高房价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它们都是作为“结果”而存在，而共同的原因则是政府对土地的控制。短缺导致涨价，绝对短缺导致绝对涨价。

　　当然，即使不惜以房地产业的崩盘为代价，完全放开土地供应也并不现实。而房价居高不下，也并非只有土地稀缺一种因素，比如房地产作为一个投资品种，同股市一样天然存在泡沫。但审视中国房地产现状，问题依然在“供应不足”，其所存在的泡沫也正是以“供应不足”作为支撑。

　　回观30年前的中国，并无所谓“房价”问题，足证计划经济可以彻底抑制房价。但另一个事实是，正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成长，中国人的也才越来越大、越来越好，以分配代替市场，绝非抑制房价的正途。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在局部实行“计划”，比如加大经适房、廉建设，由政府主导分配———这不仅解决了低收入阶层“住”的问题，还可一定程度上减少商品房需求，从而抑制房价。

　　但事实上，这又是很难走通的一条路。经适房、廉租房建设的资金问题、效率问题，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尚在其次，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卖地”是很多地方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方式。地方政府要从土地上取得更多的收入，是既不会更多地供应土地，也不会建更多的经适房与廉租房。或言这是政府的自私、政府不顾民间疾苦，但政府是抽象的，从逻辑上来说，政府将卖地收入用于城市建设或市民福利保障，不同样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

　　也就是说，要抑制政府卖地，就必须为它寻找一个替代品，这个替代品就是“税收”———是加重老百姓的税负还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或者还有第三条路径，那就是放缓城市发展的进程，压缩城市的公共支出，让我们的公共建设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在同一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