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诉被告荷兰铁行渣华邮船公司及福建海运公司一案中，原告系一批货物的保险人，两被告系该批货物的承运人，第一被告荷兰铁行渣华邮船公司在起运港签发了提单，货物实际交由第二被告福建海运公司所属的“中钢28号”轮承运。起运港是台湾高雄，目的港是福建马尾，船舶在该航程运输途中因故沉没，货物灭失。原告在依保险条款理赔后，取得代位求偿权，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请求厦门海事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损失。第一被告荷兰铁行渣华邮船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根据其签发提单的背面管辖条款，该运输合同项下的任何诉讼必须由荷兰鹿特丹法院审理，其他任何法院无权审理有关纠纷，主张案件应当由荷兰鹿特丹法院审理。厦门海事法院经过审查认为，提单约定的荷兰鹿特丹法院仅为本案其中一个被告的住所地法院，鹿特丹并非本次运输货物的起运地、中转地、目的地及海事事故发生地，与本案争议无实际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及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驳回第一被告荷兰铁行渣华邮船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二：管辖条款是否明示、显著。

　　在航运实践中，为了提高承托双方的交易效率，承运人提供的提单都是提前印就的。在签发提单时，承运人并不与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协商，因此，提单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合同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并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按照合同法上述规定及立法精神，如果提单中的管辖条款以显著区别于其他条款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以明显区别于其他条款的字体印刷在提单的正面，就足以认定其具有法律效力。

　　1999年6月22日，温州市轻工工艺品对外贸易公司（下称工艺品公司）委托法国达飞轮船有限公司（下称达飞公司）将一批价值为77910美元的童装从厦门运往康斯坦萨（CONSTANZA），达飞公司向工艺品公司签发了海运提单（下称CMA提单），提单正面用有别于其他蓝色字体的红色文字写明“All claims and disputes arising under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urts of MARSEILLES　at the exclusion of the courts of any other country”（因本提单引起或与本提单有关的所有索赔和纠纷，应由马塞的法院管辖，排除其他国家的法院管辖）。2000年7月6日，工艺品公司以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为由，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达飞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提单中已明确约定管辖法院为法国马塞的法院，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已排除了厦门海事法院的管辖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最终法院以“管辖条款是以显著的红色字体印刷在提单正面”的事实认定承运人已经尽到了“以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的义务，而判定该管辖权条款有法律效力，驳回了原告工艺品公司的起诉。

　　法国马塞不是该票货的起运港，中转港和目的港，也不是货物损害发生地，将马塞法院作为管辖法院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但承运人将管辖权条款以醒目的字体印刷在了提单正面，足以说明该管辖权条款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合意的体现。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法院应当认定该管辖条款的效力。相反如果管辖权条款以极小的字号，通常的字体夹杂在其他条款之间，密密麻麻地印制在提单背面，则原告可以以承运人未尽到应当履行的提示说明义务、并非双方合意为由要求法院认定该管辖权条款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