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同时指出，我国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商法。“比如证券法、企业法、担保法、票据法，每一种法其实都不是一项法律而是一个法律体系，比如证券法律体系，其中就有证券法、基金法、期货管理条例；比如企业形态的法，不仅有公司法，还有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等。

　　知识产权法律浑然成一体

　　“在民法通则中，公民财产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知识产权。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对知识产权的各种权利进行了集中说明。即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具体指公民、法人依法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等权利，公民、法人依法取得专利权受法律保护，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依法取得的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李明德研究员说，“公民对自己的发现享有发现权。发现人有权申请领取发现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公民对自己的发明或者其他科技成果，有权申请领取荣誉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这种规定，在当时主要是精神方面的鼓励，因为当时还不是市场经济，金钱奖励很少，但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李明德说，“知识产权在公民财产权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既有与其他民事权利共性的一面，更有其特殊性，比如，它有注册登记制度，而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知识产权法难以融入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他表示，“在知识产权法制建设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将来形成一部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

　　据李明德介绍，其实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远不止三十年。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就曾出台过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解放后，1951年我国发布了保障发明与专利权的暂行条例。

　　“最初的时候，知识产权被称之为智力成果权”，李明德说，197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开的时候，记者发回的报道出现了“知识产权”这个名词，也许是因为通俗的原因，此后一直延续至今。其实所谓知识产权，就是公民从事智力活动所享有的权利。

　　“从我国知识产权法三十多年的发展来看，它和时代的发展同步，而且到现在为止，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理念上、构成上，已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和国际接轨”。

　　据李明德介绍，早在1963年，我国就出台了商标注册条例，实行全面注册制度，出于管理方面的考虑，要求所有上市销售的商品都必须注册商标。1982年8月，我国出台了正式的商标法。这时候的商标法只规范了商品商标，此后修订了两次。在1992年修订时，增加了服务商标这一大类，说明当时我国服务业已经很发达了。据他透露，这次修订的依据主要就是中美知识产权保护谅解备忘录。第二次修订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2001年，我国对商标法进行了再次修订，完全达到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所要签署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要求。

　　1984年我国通过专利法，1985年4月1日实施。食品、调料品、药品以及化学品是不能成为专利客体的，后来在2000年专利法进行修订时，这条被删除了，扩大了申请专利的范围。

　　我国于1990年通过了著作权法，2001年进行了修订，公民对自己的文学艺术作品、软件等，享有著作权。

　　李明德强调，知识产权法体系还应当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一点常被忽视”。他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假冒注册商标、虚假宣传、商业抵毁以及商业秘密，都属于知识产权法规范的范畴。

　　李明德认为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虽有些交叉，但也能说明知识产权发展的现状。他认为，第一个阶段，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到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国解决了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标准问题，就这些标准而言，可以说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二个阶段，自1995年中美就知识产权达成第二个备忘录到2003年，我国各级政府都在为知识产权的实施问题，进行工作。就是法律有了，发生侵权行为时，如何解决的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自2003年至今，这是知识产权的利用阶段。

　　“公民、法人，获得知识产权最重要的是如何利用问题，获取权利不是目的，获得保护也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利用，转化为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据他调查，2007年，在所有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第一次占到所有专利的50%以上，在此之前，很多时候就只有20%，其他的都是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实，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有些国家是不能作为专利客体的”。

　　“这种变化说明，我国的科技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公民、法人对自己知识产权的维权意识、利用价值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明德分析说。

　　物权法确立“一体承认平等保护”原则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无疑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建设中的又一件大事。因为它既是未来民法典的独立专篇，又是民法通则中关于物权的全面而详细的规范，同时更进一步。王利明教授分析说，物权法第3条明定，“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并未沿袭原有的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由此确立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一体承认、平等保护”的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

　　“在保护公民财产权方面，从民法通则到合同法，再到物权法，一脉相承。”王利明举例说，民法通则第一条规定，“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合同法第一条强调，“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物权法第一条明确，“保护权利人的物权”。

　　他介绍说，我国物权法自1993年开始酝酿，1997年开始着手物权法草案的专家建议稿。刚着手此项工作时，曾激动地在人大操场上跑了三圈，向他的学生说，“能够起草一部物权法是很多前辈民法学者多年的一个梦想”。这个场景至今令很多人难以忘怀。

　　直到1998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物权法的起草工作。从1993年始，耗时十三载，历经八次审议，物权法创下了全国人大立法史上单部法律案审议次数的最高记录，可谓来之不易。

　　王利明说，物权法在历经多次审议的同时，还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公布法律草案，并非中国立法的必经程序。将一个尚未生效的法律草案公诸报端，给民众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参与立法的机会，这一举措本身即蕴涵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立法机关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最大限度听取民意，缩短了法律与社会成员的距离，其实就是一个法律的普及过程、法律的认知过程与法律实施的准备过程。这为中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