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法体例上分析，对于或消灭时效的中止事由的规定，有的国家是采取列举主义，即将有关时
效中止的各种事由在法典中一一规定，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等均在法条中将可能导致权利人无法或不
便行使的各种客观事由予以列举，并针对具体事由明定其效力。有的国家是采取概括主义，即将时效中止事由
进行抽象后作概括性规定，如我国《通则》第139 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
讼时效中止”。就立法技术而言，二者均有利有弊，列举式使人一目了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难以发生误解，
但难免遗漏。相反，概括式对于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实均能涵盖，但在具体适用中对审判官的要求较高，否
则就可能出现差错，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从理论上讲，以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折衷方式最为合理，即将
主要的或常见的内容予以列举，再辅以概括性规定。至于立法中究竟采用何种方式，应当视本国国情而定。但
根据我国现有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取列举式为妥。这是因为，在我国，审判官队伍的建设才刚刚
起步，中小城市一些审判人员的法律素质还有待提高。通常在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未达到一定标准时，法律所
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就应从严掌握，否则就可能发生权利滥用或执法不公的现象。更何况就诉讼时效制度而言，
均属强制性规范，若以概括性条款规定中止事由范围，就决定了审判官和当事人都不能对此作任何扩大解释，
因此在中止事由的规定上采取概括主义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在《民法通则》施行不久，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
意识到采用概括式规定的不妥，于是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此
作了补充解释，指出“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没
有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或者法定代理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
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然而，仅作如此解释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其不足以解释司法实践
中所发生的相应问题。根据民法理论和国外的民事立法，作为诉讼时效中止的客观原因的范围应更为广泛，对
此问题加以研究，对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大有裨益。
    时效停止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世纪法学家倡导的“对于不得为诉讼之人时效不进行”的观点亦为寺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