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止的法律效力体现为，诉讼时效中止事由发生前的时效仍然有效，中止事由消灭后诉讼时效期
间继续进行。但在具体认定和计算时效期间上，大致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规定在中止事由消灭后，再经过剩余
的时效期间，这样将停止事由前后的期间计算，即为时效期间，如日本典就是如此规定。这种规定能促使
权利人及时、迅速地行使权利。另一种是规定在中止事由消灭后，须经过法定的特别时间。这样合算中止事由
前后的期间， 就与时效期间并不一致。 如德国民法典第206条、第207条均规定，因法定事由中止时效的，都
可将剩余期限延长为六个月，如果诉讼时效不足六个月，则延长到诉讼时效的期限。这种规定可保障权利人在
中止事由消除后，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行使权利。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
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据此分析，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与日本等相同，即诉讼时效中止的效力只是把在诉讼时效
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发生时效原因的时间除去，而将中止前后的诉讼时效期间合算。但在《民法通则》颁布施
行前，我国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与前苏联和德国的立法观点一致。
    对于上述两种立法观点，理论界至今仍继续存有争论。有的认为，由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
期间较短；而且时效中止的事由是客观原因，当事人并不能恶意促成，所以从保护权利人以给予其充分机会行
使权利的立场出发，在修订《民法通则》或制定民法典时，有必要考虑采取将剩余时效期间延长至法定特别期
间的做法。〔2 〕也有的认为，中止时效，旨在给权利人以中断时效的时间和条件，如权利人不充分利有该机
会来行使请求权，则诉讼时效就得完成，无须再延长。〔3〕我们认为， 如果对各个国家时效制度的整个立法
体系不作全面分析，仅就某一条款的规定，片面来判断上述两种做法谁更为合理，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
各国在作规定时都会注意对该规定不足的一面予以弥补。譬如，德国民法典规定中止事由消除后，如权利人行
使权利的期间不足六个月的，应延长为六个月，这就与其时效制度中未规定请求为中断事由有关。因权利人要
中断时效，除义务人承认外就得为起诉，而起诉是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故给足权利人六个月行使权利的时间
的规定，是与其时效制度的立法体系相一致的。同样，日本民法典的规定在时效中止事由消除后，只能在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