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原告于某与被告王某系同村邻居，1996年确立恋爱关系，1997年12月25日在和集乡政府领取结婚证并于同年年底举行婚礼，婚后生一子，2003年7月王某的父亲故意投毒毒死于某的父亲，迫于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于某于2003年10月向法院提出离婚，王某以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为由不同意离婚，于某承认夫妻感情很好，但坚决要求离婚。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是否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产生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感情破裂”是我国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二人感情尚好，他们的婚姻关系就应该维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原、被告之间虽然感情尚未破裂，但婚姻是男女双方以互为配偶，建立家庭为目的的两性结合，是作为男女两性精神生活、性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的，感情不是决定婚姻存继的唯一因素，王某的父亲毒死于某的父亲已经给于某带来痛苦，加上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必然会导致于某与王某婚姻关系的破裂，根据婚姻法的本质及其存在的社会氛围，结合我国实际，应准予其离婚。

    这个案子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法官来说确实是个考验。因为我国吸收的是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故法官作为“法律忠实的奴仆”只能依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案。我国的婚姻法对离婚的法定理由规定了两大类，一类是“感情确已破裂”，规定在第三十二条前三款；一类是客观理由——“一方”，规定在第三十二条第四款。仔细看来，上述案例不能适用任何一条，如果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法律只能判不离，但这就必然会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故法官不得不在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间做出两难选择。

    但如果此案交给唐代和明代的县太爷来处理就容易多了。该县太爷尽管不是专职法官，法律水平也稍显不足，但他可以毫不思索地判离，因为《唐律》和《明律》中都明明白白地写着“诸犯义绝着离之”。为了确保县太爷的权威，两部法律都规定了刑罚，用“杖八十”和“徒一年”来迫使不离者离婚。

    古今差异归结到一点上就是“义绝”该不该入律，该不该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规定下来，写进《婚姻法》？那就要先来看一下我国现行《婚姻法》对离婚理由的规定是否存在缺陷，然后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义绝”，它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现行《婚姻法》吸收它是否合理，以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它？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院提出离婚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