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至2007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期间，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采取的方式是剪羊毛，而不是宰羊。对于左翼有关提高所得税最高税率以及废除非英国定居的外国居民税收减免政策的要求，布朗置之不理，同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英国政府不辞辛苦地帮助金融城，鼓励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通过实施温和的监管，促进创新并保持伦敦的竞争地位。因此，外国银行和银行家纷纷来到伦敦。政治家将金融城誉为知识经济的灯塔。高级金融家欢迎政府的举措，他们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议会所在地)和白厅(Whitehall，英国政府所在地)都受到欢迎。

　　这场银行业危机中断了双方的这种相互推崇。公共部门赤字、公众对于银行家贪婪和无能的愤怒，加之人们认识到温和监管是错误的政策，所有这些都导致许多有利于伦敦城的标志性政策被逆转。资本利得税和针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所得税被提高，非英国定居的外国居民税收被纳入英国税收体系。“强制主导型”监管取代了“温和”监管。金融城的显贵们仍前往唐宁街，但气氛已较为冷淡，他们被要求更多地进行倾听。

　　几个月以来，金融城无法反驳，但金融业复苏和本周宣布对奖金池征税，让金融城的不满爆发出来。金融业协会和高级银行家警告称，资本和人员是流动的，如果英国金融服务环境变得比其它地方更为苛刻，他们将会离开英国，从而导致税收流失。

　　对于一个过去几年金融服务业占产出5%至8%的国家而言，这将是一个沉重打击。然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至少不会因为最近的事态变化而发生。伦敦拥有较其它金融中心更具竞争优势的基础设施。流动性较强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可能选择在监管宽松的地方经营，全球大型金融机构的雇员可能在瑞士或纽约工作，但银行和银行家要离开伦敦金融城，则需要一种永久而重要的差异。

　　这种差异目前并不存在。海湾地区和离岸的避税天堂，缺乏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关键品质。欧洲的税率与英国差不多，而且事实证明，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监管颇为严厉。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几乎毫不掩饰对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式资本主义的轻蔑，由于法国人担任欧洲内部市场专员，金融服务业将不会涌向巴黎或法兰克福。

　　但这并不是说，金融城的地位无可撼动。中期而言，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成熟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将从伦敦那里收回国际投资银行业业务。纽约将伺机夺回最近丢掉的市场份额，英国需要关注奥巴马(Obama)政府向20国集团(G20)做出的金融改革方面的承诺。

　　但一次性奖金税本身并非一个引爆点，与其说金融城的激烈反应是政府当前政策所引起的，不如说它们是担忧未来出台更糟糕的政策。实际上，无论明年大选结果如何，似乎都不太可能出台不利于伦敦城的激进政策。尽管英国将在全球改革议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但英国政府和主要反对党却在与市场协调。劳工部长们谈论的是如何让金融体系更好地运转，而不是重新设计这一系统。最近保守党的财政部长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r)也表示，保守党“珍视金融城”。

　　银行业危机并未改变威斯敏斯特的核心信念，但金融城对奖金税的反应表明，它们也没有扭转这“一平方英里”(The Square Mile，伦敦金融城的通俗说法)的态度。金融业引起的衰退，导致英国产出下降4.75%、数十万工人失业、所有人的税负增加。在这种时候，金融城似乎仍更关心自己的收入，而不是在社会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金融城对于奖金税的愤怒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妥当。“改变的越多，就越是同样的东西”，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观察人士或许在认真考虑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