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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4日，赣州市民李振发(化名)来到章贡区法院，就女儿丽丽(化名)被轮奸一案提出了精神请求。得到的答复是“要请示领导”，请他回家等消息。

　　2年前，几名男同学设局灌醉了丽丽，随后轮奸了她。日前，随着这起刑案的审结，事情并未画上句号，接踵而来的是李振发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索赔3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事实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能否接纳“精神赔偿请求”的讨论不绝于耳。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将精神损害完全排除在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之外，而且还不允许被害人通过其他民事诉讼程序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不得不说是我国立法的一大缺憾。”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说。

　　在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和诉累的司法改革背景下，精神赔偿能否实现“两诉合一”，是当前法律界不可回避的问题。

　　被同学轮奸患上精神分裂症

　　家住赣州市章贡区的丽丽，本该走进大学校园朝她的艺术之梦进发，然而如今却只能在家定期服药。

　　2008年4月12日傍晚，就读于赣州市某中学高三的丽丽受同学罗抗抗(化名)之邀在一家餐馆吃饭，同行的还有王小闹(化名)、徐某等4人。饭桌上，几个男同学轮番敬酒，试图将丽丽灌醉。

　　然而，直到散席时，丽丽仍未醉。王小闹看到这种情况，又提议到他家去打麻将，谁输了就罚喝酒。牌桌上,罗抗抗、王小闹等人联手使丽丽频频输牌，然后逼其喝了很多酒。当晚10时许，罗抗抗、王小闹见丽丽已撑不住，便把她拖到王小闹的房间，不顾丽丽的反抗，两人轮流强行与丽丽发生性关系，但由于自身生理原因，并未得逞。

　　李振发得知女儿遭到轮奸后，立即向警方报案。王小闹、罗抗抗很快归案。警方发现，这两嫌犯均未满18周岁，属未成年人，且罗抗抗还是学生身份。

　　2009年5月，章贡区法院作出一审宣判，罗抗抗、王小闹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鉴于两人犯罪时均未满18周岁，应当减轻处罚，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李振发十分不满，觉得“判得太轻了”。

　　继而，更坏的事情发生了,丽丽在事发后开始不太吃饭，性格也变得狂燥不安、抑郁、恐惧、焦虑。

　　“之前，女儿性格活泼开朗，现在，她跟我们都不爱说一句话。”2009年7月，李振发带着女儿来到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赣州市精神病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李丽丽为精神分裂症，在院方出具的司法鉴定书中，列举出病因为“强奸引起”。

　　检方“提抗”严惩两未成年罪犯

　　“事实上，法院的一审判决，注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挽救，但忽视了同为未成年人的受害人的权益保护。”担任此案公诉人的赣州市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谢灯告诉记者。

　　谢灯说，罗抗抗、王小闹具备两个法定加重情节：一是两被告人违背妇女意志，轮流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属于轮奸;二是两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丽丽当时年仅17岁，作为未成年少女，更需关心和保护，应平等对待。检方认为，一审判决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

　　2009年7月29日，章贡区检察院提请赣州市检察院，依法向赣州中院提出抗诉。今年1月22日，赣州市中院依法作出终审判决，维持罗抗抗、王小闹的犯罪定性部分，两人均由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

　　索精神损害赔偿被“拒之门外”

　　得知案件改判的消息，李振发并没有急着告诉女儿。

　　“丽丽对过去的事情，不愿再提起。如今，她还在服药治疗，并且换了一个学习环境。我们希望她重新拿起画笔，静心参加艺考。”

　　而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这起案件终审后，李振发至今未拿到一分赔偿金。

　　“法院一审判了6万元赔偿金，抗诉后就未再提起。”李振发告诉记者，他要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其中20万元是给女儿的精神损害赔偿，对我们父母每人各5万元，另加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共计40万元。”

　　谢灯告诉记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1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罪犯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精神损失被排除在外。

　　3月24日，李振发来到章贡区法院立案庭，对丽丽一案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得到的答复是“要请示领导”，请他回家等消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接纳“精神赔偿请求”

　　历时2年之久，李振发和女儿仍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金。此案暴露出当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失。

　　事实上，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能否接纳“精神赔偿请求”的讨论，也是不绝于耳。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将精神损害完全排除在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之外，而且还不允许被害人通过其他民事诉讼程序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不得不说是我国立法的一大缺憾。”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介绍，实践中，对于因他人犯罪而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伤害的被害人来说，他们承担着巨大的恐惧、焦虑、悲伤、绝望等精神痛苦，却无法获得救济，这不符合公平的法律原则。

　　江西首届检察业务专家、南昌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原公诉处处长、现福州铁检检委会专职委员陈翔曾撰文指出，刑事诉讼应充分考虑精神赔偿，提出民刑相结合的观点。“一件不构成刑事案件的斗殴，受害人可以获得现实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而一件构成刑事案件的斗殴，受害人仅能获得现实赔偿。被告人已给受害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我国法律的缺失，又给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

　　陈翔表示，接纳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符合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即通过“两诉合一”，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减少当事人诉累、制裁罪犯、保护受害人，从而达到法律之间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