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多起农民被指“敲诈”政府案，在河北沧州不断上演。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被指敲诈之前，这些涉案人都因个体遭遇的事情，到各部门投诉。他们的家人称有关部门设套后抓人。相关政府部门称，这些涉案人长期在外反映问题，行为过激。

　　政府被弱势的农民“敲诈勒索”，这样的让人感到“吊诡”，即便是在某些专业人士看来，政府被敲诈勒索的事也是挺“雷人”的。去年8月湖南省法学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长沙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博导马长生针对张建军一案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政府机关作为公权力的掌握者，一般情况下也不成为敲诈勒索的对象。公民个人通过上访敲诈政府，还没听说过这样的案例。”

　　笔者无意探讨河北的这几起案件是否是错判，仅凭一篇新闻报道，我们很难掌握案件的全部事实。但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沧县政法委副书记曹庆山认为办理陈同梅的案件很“慎重”，是“公检法三家一起商量”的。二是有几名证人的证词是“陈同梅说不要钱，只要个公道”。这两个细节是否能证明此案为铁案?是否证明或证伪了此案中存在程序正义?有关部门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此案，否则很难服众——正如新闻中所言：公、检、法本应各司其职，几家联合办案难保司法程序正义。

　　从新闻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某些领导者对于上访很在意、很重视，这种在意和重视不是立足于解决问题、安抚民意，而是宛如得了“上访恐惧症”一般。依法上访本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总有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不能正确看待上访，把上访行为看成是给地方抹黑，把上访者定性为“不稳定因素”。在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维稳思维下，在部分领导者有意无意干预司法的现实语境下，某些上访行为被重判或误判为“”，实非偶然。

　　笔者搜索了一下因上访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案例，结果出乎意料，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因上访而被“判敲诈勒索罪”而入狱的并非仅仅只是某个地域的个案，辽宁、安徽等省均有这样的案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案例都有问题，笔者只是担心，上访被判“敲诈勒索罪”会有扩大之势，这会不会和“将上访者投入精神病院”一般，是一种新兴的强制息访手段?如果某些地方确实有利用刑事手段息访的倾向，必须要引起社会的重视。

　　一言以蔽之，“上访恐惧症”若不能得到有效根治，就有可能存在将上访者寻求权益保障的举动，放大为“敲诈勒索”。我们要做的，当然不是完全否定上访者中都不存在敲诈勒索，而是要警惕乱扣帽子，乱拉法律以治罪的“息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