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俊民介绍，“由于‘三无、两脱、一不清’而造成的死案，保守估计，累计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也得有1个亿。”正是这些由于这些“死案”，才使得劳动部门在的清欠行动局部出现“死局”。

　　“三无”，是指欠薪案中的农民工，没有欠据，没有工票，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任何凭证，劳动部门就无法立案，更无法追讨。

　　“两脱”，是指“脱钩”和“脱壳”。崔俊民说，“脱钩”是指根本没有建筑资质的企业，挂靠到有资质的单位，每年交一定的管理费，揽到工程开工拿到钱，与挂靠企业脱钩后“人间蒸发”了。而欠农民工的钱只能找挂靠单位要，但挂靠单位往往连自己职工工资都开不出来，追讨就断了线。

　　“脱壳”是指国有企业摇身一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老总、总工、财务都没变，但留在原来企业了，从法律上讲，责任主体没有了，讨薪案就变成了死案。

　　“不清”是指账目不清，一些地方的建筑单位以工程质量不合格或双方发生过经济往来为由，拒付农民工工资甚至倒打一耙说农民工欠钱，而由于当地又缺少相关的仲裁、评估机构，所以使欠薪案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政府欠薪：“想要罚你不容易”

　　在农民工工资拖欠主体中，政府欠薪能占到20%左右。而面对政府欠薪，劳动部门就显得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崔俊民说，“我们本身就是政府下属的行政部门，怎么向其它政府部门要钱，政府罚政府，从道理上也说不过去，拿他们没办法。”

　　一些地方行政长官搞的政绩工程也成为农民工欠薪大户。崔俊民说，政绩工程来自于长官意志，某些领导让国有建筑企业为城市发展做点贡献，一句话就使企业不敢要钱了，因为国有建筑企业领导的任职位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政府的其它工程还要再干。某些地方领导在任时兴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什么“世纪广场”、“世纪大道”，升迁后还款任务却留给了后任，进而造成拖欠建筑单位工程款，而农民工又要跟着建筑单位吃“锅烙”。

　　崔俊民介绍，仅黑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家就拖欠农民工工资3000、4000万元，因为他有7.8亿元的工程款清不回来，其中有2.7亿元是政府拖欠的，公司没钱给农民工发工资。

　　200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黑龙江省农民工工资保障规定》，是我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颁布的为农民工维权的地方性法规章，这个规章在维护农民工权益，使相关部在处理欠薪案时有法可依的同时，其力度也让略感遗憾。

　　《黑龙江省农民工工资保障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前，应当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3%向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交纳工资保障金。”但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重，崔俊民说，“如果某市政府的工程没有交纳保证金就开工了，这个市的劳动监察大队能去处罚市政府吗？这个市下属的建设局能不批准它开工吗？”一些地方的行政干预不可阻挡，政府下属部门无法对政府首脑机关形成制约，此时的规章似乎成了一纸空文。

　　农民工“血汗钱”追讨背后的隐忧，昭示着追讨之路的复杂与漫长，伴随着民主法制的日臻完善和“民本”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我们希望：面对一年的辛劳，所有农民工的脸上都能绽开出他们当年面对丰收时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