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梁氏的原话是：

　　如果让我回答“民族衰老何所指”这个问题，则可说所谓衰老非指其构成乃指其机构而言。一切文物制度组织结构，自一面说愈用愈熟，可是愈熟则机械性愈大;愈成为习惯，则愈失其意识适应的力量。……所谓衰老，乃指其用得日子太久，机械性太大，适应环境的力量太小，至此则这一套家伙非换不可;所谓死亡，就是指这套家伙已不能用了。……中国民族复兴，一定得创造新文化，那一套旧家伙已绝不可用，非换不行。然其所换过的生命里头，尚复有不是新的地方在;这个不是新的地方，是从老根复活的东西。这个东西自一面说很细微，很抽象，很不易捉摸，而自另一面说却非常实在，非常明白，绝不虚渺。这个不易否认又不易捉摸的东西，即所谓民族精神。只有民族精神是当初的原样;除此之外，那一套家伙都换过了，所以谓“民族复活”。

　　详氏著“精神陶炼要旨”(1934)，5：506-7。

　　[40] 详罗伯特·理费德：《小社区和啬夫社会与文化》合刊本“啬夫社会与文化”一文第三章，特别是页42以下(Robert Redfield， 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4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3：207。

　　[42] 余英时：“从史学看传统”，详氏著《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页11-7。

　　[4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3：121。

　　[44] 参详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页129。

　　[45] 在“中国旧法制之合理的认识”一文中，已故蔡枢衡先生即曾指出，“认为儒家的法律思想是一种道德化的法律思想，旧法制是道德化的法制，尤其是一种倒果为因，绕倒圈子的谬误。”详氏著《中国法律之批判》(上海：正中书局，1947)，页89。

　　[46] 详彭德：“现代中国社会的法律与文化” (Pitman B. Potter， Law and Culture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见前揭《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页893-915。

　　[47] 参详罗德斯·莫非：“通商口岸与中国的现代化”，收见马克·凯尔文等编：《处于两个世界中的中国城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页57以下(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Mark K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4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1：479。

　　[49]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1937)，2：169。

　　[50] 参详李贵连：“话说‘权利’”，载《北京大学法律评论》(北京)1998年1卷1期。

　　[5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1：479。

　　[5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3：93。

　　[53] 梁漱溟：同上，3：83-5。

　　[54] 据前揭梁治平著《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方面，中国古代法典，无论《唐律》还是《大清律例》都绝少类如西方的“私法”的规定，另一方面，仅今人搜集入藏的明清契约文书一项，其总数即超过1000万件。参详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页3。

　　[55] 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930)，5：137。

　　[5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1：479。

　　[5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3：251。

　　[58] 梁漱溟：“与丹麦两教授的谈话”(1934)，5：573-4。

　　[59] 详约翰·费理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页59以下(John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3：119.并参详拙文：“天意 人意 法意”，载《比较法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1998年第1期。该文已收辑本书。

　　[61] 参详刘述先：“论中国人的价值观在现代的重建”，详前揭《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页24。

　　[62] 杜维明：《人性及其自我完善──儒学论集》(伯克利： 亚洲人文学社，1979年版)，页285(Tu Wei-ming，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assys on Confucian Thought，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79)。

　　[6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3：207。

　　[64] 泛见赫伯特·费格里特：《孔子：以凡俗为神圣》(Herbert Fingarette， 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2)。

　　[65]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3：211。

　　[6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1：522。

　　[67] Leon Vandermeersch：“中国法概念研究”，收斯图尔特·史拉姆编：《中国世俗国家的权力范围》(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85)页23-4(Leon Vandermeersch，“An Enquiry into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law”， in Stuart R. Schram， ed.，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5)。

　　[6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3：109、185。

　　[69] 梁漱溟：《司法例规序》(1923)，4：515。

　　[7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3：185。

　　[71]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1984)，3：661，725注1。

　　[72] “法制”在漱溟晚年思虑中的地位上升，可参详梁漱溟：“英国宪政之妙”(1976)，7：403-4：“毛主席对于法律作如是观”，7：429-30：“1978年政协会议期间讨论宪法时的发言”，7：455-60：“试说明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7：520-1.并详梁漱溟1978年3月1日日记，8：1076;5月5日、13日、15日和22日日记，8：1081-2：“美国学者艾恺先生访谈记录摘要”，8：1153.又，1986年，漱溟与张申府等人联名致函全国人大委员长暨各位副委员长，褒扬“普法工程”，可谓异乎寻常。有关于此，详胡少安：“开辟了光明伟大的新航道：访梁漱溟先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