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络的迅速普及，知识产权在本国领域之外发生域外效力已经成为可能。例如美国的《商标法》是可以在美国领土之外适用的，该法授予人们对任何在商业中不当使用注册商标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这里的“商业”被定义为任何国家可以依法进行管理的商业活动，包括国际商业活动。[16](38)。美国还通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特别301条款，将贸易与知识产权相连，使其行政部门能够通过采取可信的单方面贸易报复的威胁来调整完全发生在美国领土之外的行为。另外，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签订也使得知识产权的立法日益呈现出一体化趋势。《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规定了有关保护知识产权国际义务的条约，《专利合作条约》(PCT)中则明确界定了“地区专利”这一概念，即“有权授予在一个以上国家发生效力的专利的国家机关或政府间机关所授予的专利”。

　　在网络将地球变为一个地球村的同时，现实世界中的各国也在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发生融会和碰撞，除非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能够完全相互协调，否则国际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各国希望通过建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利用其所提供的争议解决机制来解决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异，使知识产权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这恐怕是导致知识产权地域性弱化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但应看到，知识产权法律效力的空间有限性特征仍然存在，即便是“地区专利”也只能在《专利合作条约》的缔约国范围内才有效;另外，在是否授予专利权的问题上，仍然要结合各国的国内法来加以判定，各国在程序上仍保持司法独立。同样，被人们认为代表了知识产权保护较高标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只是一个地区性协定，不能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国家。

　　四、权利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

　　对有形财产所有权而言，有形物是处于权利人的实际控制和支配之下，所有人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对所有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得排斥非所有人对其所有物进行不法侵占、妨害和毁损，因而可以说，有形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保护范围是确定的。相比之下，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就要困难得多，以下分别从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来分析这种不确定性。

　　首先，对发明和实用新型，各国法律都承认权利要求书是界定其权利范围的法律文件。我国专利法第56条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欧洲专利公约》第69条规定：“欧洲专利和欧洲专利申请的保护范围决定于其权利要求的内容，说明书及附图可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书。”然而发明人在申请专利时往往无法准确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侵权行为，很难将权利要求书写得滴水不漏，这就使得如何理解和解释权利要求书的含义成为了确定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权范围的关键。各国目前存在两种做法，即“中心限定”和“周边限定”。“周边限定”的方法由于要求严格按权利要求书的字面含义来解释，因而不利于对发明人权益的充分保护;而采用“中心限定”法固然有利于专利权人，但在对权利要求书作扩大解释时就会由于人为因素使权利保护范围的边界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我国对商标实行注册制度，商标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申请人在提起商标注册申请时，必须按商品分类表准确填写该申请注册商标所要使用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商标局以此为依据来具体核定商标权的保护范围。然而随着高速信息公路的发展，信息新产品与服务不断涌现，致使《尼斯协定》中规定的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已不堪使用。另外，按照我国商标法第38条第1项的规定，他人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核定使用的相同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标，即构成侵权。但如何判断同种或类似商品?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准是什么?很显然，这又给商标权权利保护范围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版权理论中“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不延及思想(或内容)”的准则在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难以为继。新型信息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往往融为一体，难以界定。例如美国上诉法院1986年8月就Whelau公司诉Jaslow公司一案所作的判决宣称：在关系到计算机程序作品时，思想与表达的划分应以作品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来确定。在其它作品中通常被认为是“形式”范畴的作品的“结构、顺序和组织”，在计算机程序作品中则是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同样受版权法保护。电脑信息空间的数据通常不具备传统作品所要求的特定形式，不同作品均可通过数字技术转换成二进制数码进行存储和传输。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种由传输端(原创者)确定数据内容，而由接收端(使用者)确定作品形式的过程中，作品取得版权所要达到的独创性标准，是由形式决定还是由内容决定呢?另外，在判断作品的版权保护要件时，英美法系国家长期秉承“额头淌汗”的理念，认为只要作品系独立创作，非剽窃抄袭他人即可受版权法保护。然而如何对“淌下的汗”进行量化，“汗”淌到何种程度可以构成受法律保护的成果却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也是个很不确定的因素。

　　除了以上论述的权利保护范围本身不易确定外，知识产权的客体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而不断扩展也给权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带来了困难，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知识产权是一项发展中的权利”。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的更替日新月异，各种知识产品喷薄而出，例如电子货币就已经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获得了专利。近年来，商标开始出现在农产品上，农民开始给大米、水果和其它产品标上商标以区别和保护，另外诸如微生物、DNA重组技术、蛋白质结构甚至人类基因也已被或正在被授予专利。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的内容不断丰富和细化，相应的其侵权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一切都使得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范围呈现出了不确定性。因而在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时，应与科技的发展密切相联，同时考虑到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对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及时地给予界定、扩展或限制，以有利于知识产权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同时使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既保护智力成果创造者的合法权益，又促进科技、文化的广泛传播――得到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