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处境很为难,”方伟说,家里人都不赞成他的举动,说他太偏激没有出路。女朋友开始还支持他,与他一起也打了几场维权官司,经历的挫折多了,慢慢也失去了信心,“她又说服不了我,两人只好含泪分手”。方伟说,“有一位被我告过的老板扬言说要找人收拾我,所以我很小心,现在打工的公司和住的地方都不让外人知道。”

　　在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姓方的务工人员,专挑违规用工企业的刺,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近年来相继将13家企业告上法庭,并且几乎每告必赢,由此被称为“维权狂人”,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5年间打了56场官司

　　方伟说,“大公司确是神通广大,我提交诉状到了当地区劳动仲裁中心,几乎全部被驳回,我不服,继续向区法院申诉,这场官司打了一年多时间,经二审判决,最后法院支持了我的大部分诉讼请求。”方伟说,“这场官司给我上了一堂法律课,我这才知道,原来法律给予了我们很多权利,关键是我们要学会运用这些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今年33岁的方伟(应本人要求化名),出生在宁波一山区小村,17岁时初中未毕业就跟着亲戚学缝纫手艺,后来进了工厂打工。方伟说,当时他年轻手巧,技术上肯钻研,原来的企业对我比较器重。但他想多学些本事,就应聘去了宁波某知名服装企业,谁知干了一年多后,2004年11月间被这家企业以“鼓动其他员工罢工”的名义开除了。

　　“这真是冤枉,当时一些职工觉得工资太低,我和几名工友一起找车间负责人请求加薪,未获批准,工友们很生气,撂挑子不干了。车间是流水作业,别人不干活我也没法工作了。”方伟说,于是他被个别领导视为“出头鸟”而遭到惩处,感到很不服,想讨个说法。

　　方伟说,“当时我对劳务用工方面的法律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经人指点,我找了宁波市总工会,总工会的接待同志根据我反映的情况,帮我写了一份诉状,提出了要求补交养老保险、支付加班工资、支付一次性失业补助金及撤销无理开除决定等6项诉求。”这场官司打了一年多时间,经二审判决,最后法院支持了他的大部分诉讼请求。

　　不久,方伟来到宁波市鄞州区的一家服装企业打工,这回他是有心人,他发现这家仅有20来名员工的小企业,内部管理包括用工制度都很混乱,签订劳动合同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干了不到3个月,方伟便提出辞职,并将企业告上法庭,得到了相应的经济补偿。

　　方伟说,此后他开始有意识找一些用工不太规范的企业应聘,计算好时机,一旦发现公司出现了侵权行为,就立马离开,随后将这家企业告上法庭。按照这个套路,这5年里,方伟为自己和工友们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先后将13家企业推上了被告席。

　　由于频频跳槽,方伟打工的流动性很大,他说,这些年来,他在一家企业干活,多的一年挂零,少则两三个月,最短的一次仅10天时间。那是方伟在宁波市江北区的一家服饰企业打工,上班没多久,领班布置加班任务,方伟说我那天身体有些疲倦,没有答应,领班立刻就下驱逐令,让我离厂滚蛋。我也毫不示弱,将企业克扣工资等侵权行为告上了法庭。

　　“有人说我打官司就是为了钱,这完全是瞎猜想。”方伟说,从已结案的11家企业官司中,他共获得19000多元的经济补偿,但为此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体会的。“要想挣钱,靠打官司是走错了路子。”

　　“我告第一家企业官司前后僵持了整整一年零七个月,在这期间,我没法正常上班,只好靠打短工维持生活,有时到了身无分文、山穷水尽的境地。”方伟有手艺、懂技术,在工厂里当个领班或小组长没有问题,而在宁波,服装公司的小组长一般都有3至4万的年收入。

　　让他感到更痛苦的是维权过程中的精神压力。方伟说,“我是相信党和政府、相信人民法院,才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和工友们维权的,但事实上,一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让人心寒。有一次,我到某区劳动局提交劳动仲裁申诉,没想接待人转身告诉了老板,公司第二天就以违反制度携带考勤卡离厂为由,将我辞退了”。方伟说,“公司确有此规定,但老板不肯签订用工合同,我不带着考勤卡去劳动局怎么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呢”。

　　“法官判案的随意性很大,也让人无所适从。”方伟说。在鄞州区某厂打工时,他和5位工友一起状告公司,同样是用电子考勤卡为凭证,结果判决下来只有一名员工的考勤卡是有效证据,其余都不管用。他们大惑不解,请法官说明理由,法官理都不理,说不服可以上告。

　　方伟这些年来打的维权官司多了,个别法官对他有看法,认为他是“刺头”,判案时明显偏袒公司。“按法律规定,公司不签订劳动合同,应补偿双倍工资,但某法官在判决时说我打了多场官司知法懂法,但我没有主动向企业要求签订用工合同,也应承担责任,硬是把'双倍补偿’的请求驳回去了。”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方伟表示还是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他说,“我是山里人,一根筋认死理,我就是要让那些不讲规矩的老板'花钱买教训’,让他们懂得,打工者也是人,打工者的人格和权力也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

　　让方伟鼓起信心的是,越来越多的打工兄弟,了解他的情况后,纷纷向他表示支持,也把他们遭受的种种不公向他诉说,于是,方伟利用这些年来积累的法律知识和经验,帮他们打官司,每每获胜,也使他很有成就感。方伟说,“现在我慢慢出名了,也有当地媒体找来,对我表示声援和支持。”

　　网民评论说,要让一个打工者用钓鱼的方式抓住了证据,告上法庭,企业才肯认错,这反衬出现实中打工者维权之难,也说明有关部门在保护打工者利益工作中没有尽到责任。还有网民建议说,如果有市场,可以允许社会上出现一些专业从事“钓鱼式维权”的公司,专门为工人们维权。

　　但是,对于方伟的行为,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和质疑。《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几家企业的老总,都明确表示,不欢迎方伟这样的员工。一位服装企业的总经理说,如果员工都像方伟,抱着别有用心的目的来上班,不好好工作,专门找企业的茬子,这就是人为制造矛盾,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

　　另一位参与判案的法官表示,“尽管案子是判方伟胜诉了,但说实话,我们并不完全认可方伟的做法,因为以打短工的形式频频跳槽索赔,挤占和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行政和司法资源,并且造成了企业内部关系紧张,不利于和谐企业与和谐社会建设。”也有劳动部门的官员表示,宁波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许多企业接单都是饱一顿饥一顿,没法正常生产,如果一味强调严格执行劳动法,企业确实也有为难之处。

　　另外,还有人称方伟是“职场王海”、“维权狂人”,称方伟是“钓鱼式维权”,属于“恶意维权”或“过度维权”,对此说法,网上及坊间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方伟,双方形成了决然对峙的局面。

　　网民“青青草”说,方先生是运用法律武器在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何来“过度维权”或“恶意维权”之说？

　　也有网上评论说,自打钓鱼式执法被曝光后,钓鱼就成了公众眼中的敏感词语,因为钓鱼与公权力绑定的时候,受伤的是无辜群众。而钓鱼与处于弱势一方的打工仔联系起来,就另当别论了。因为维权本来是正当合法的,你侵我权了,就该给我赔偿,法律及劳动、司法部门应该无条件支持这种做法。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教授表示,如何看待方伟的“钓鱼式维权”,首先要看到当前社会的现状,确有不少企业存在违反劳动法、侵犯工人权益的情况,那么方伟要求维权,这是天经地义的;其次,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方伟没有抛弃法律走极端路径,而是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这同样也是值得肯定和支持的。

　　殷醒民说,方伟维权就像王海打假,如果方伟多了,老板就会有顾虑,企业侵权现象肯定会减少。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为方伟拍手叫好,方伟单枪匹马钓鱼式维权毕竟难免有其负面效应,只有劳动保障、法院、工会等有关组织也一起行动起来,形成全社会尊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良好氛围,才有可能真正从源头上防止或杜绝“钓鱼式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