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火车站22年之乱！（三）

   拉客仔帮派林立
   1994年起黑公话、票贩子、“住店党”等多种犯罪团伙逐渐在火车站活跃起来
   1994-1999恶化篇

   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拥向广东，广州火车站客流量逐年上涨，拉客仔这一行当也随之兴旺起来。从1994年起，加入拉客团伙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湖南帮”、“四川帮”等多个小帮派。在帮派之间抢客、斗殴、争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广州火车站的拉客市场，而其头目，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周广龙也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大哥”。破案后，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周广龙个人财产共计人民币163万余元、汽车5辆、房屋4套。
   【拉客仔】

   拉帮结派渐成气候
   从1994年起，拉客团伙形成了“湖南帮”、“四川帮”等多个小帮派。而“东北帮”在广州火车站的霸主地位逐渐确立和周广龙密切相关。
   据公安部门公布的资料，周广龙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起初，他在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依靠替旅客运送大件箱包为生。
   1990年后，他有意识地组织起自己的势力，与“湖南帮”、“四川帮”等小团伙帮派争夺地盘：斗殴、暴力拉客、抢占搬运市场。1994年11月，广州市政府作出禁止在流花地区非法拉客的决定。但周广龙仍继续从事非法营生。
   孙成军是周广龙“拉客”市场的有力争夺者。1995年9月8日，为独霸拉客市场，周广龙指使同伙吴伟东、张春秋在火车站东广场用猎枪将孙成军打成重伤。
   1995年4月，周广龙在广州火车站东广场强行为深圳安华惠阳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深安惠)的客车拉客，并要求该公司每载一车旅客就要向其交纳拉客费80元。
   1995年7月，凭借其控制垄断地位，周广龙再次向深安惠提出每个月另交纳2万元“保护费”的要求。深安惠拒绝其无理要求后，正常的经营活动受到滋扰。深安惠被迫答应要求，至1996年9月，共向周广龙交纳“保护费”27万元。
   贪婪的周广龙此后又向深安惠总经理助理崔某某提出每车次增交800元或每月增交1万元的要求，遭到拒绝。9月8日，周广龙纠集20余人在广州火车站，殴打深安惠员工侯某某、刘某某。
   发生暴力事件后，周广龙通常会将其成员进行内部调换，以逃避公安部门的侦查打击。他很“聪明”，有意识地拉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寻求非法保护。通过这种方式，周广龙很快控制了广州火车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进而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周广龙遂成为“野鸡车”老板们的“大哥”。
   1997年4月1日，火车提速。同年9月，铁路部门开办电脑联网售票业务。外地旅客乘坐火车方便了。“野鸡车”于是开始与正规营运客车挣抢市场，他们对“拉客仔”团伙的依赖性增强，周广龙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所收取的保护费和中间费用提高。由于营运成本增加，“野鸡车”司乘人员在车上强行勒索乘客的情况增多。
   火车每次提速，汽车客流量就有所减少，营运成本的压力不断增大，部分正规客车单位的客运经营者对拉客团伙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增高。本报当时也接到不少群众投诉，拉客团伙和野鸡车司乘人员犯罪行为进一步恶化：有的偷抢，有的干脆强迫乘客脱光衣服彻底抢劫，再借机强奸女乘客。实施抢劫后，还把乘客卖到工厂干苦工。
   【黑公话】

   黑摊黑点暴力护驾
   1995年，有人开始在火车站广场上经营“黑公话”生意。他们一人一桌一凳一招牌，摆上私人电话或无线电话，打市内电话一次收一两元，长途电话收8元，港澳电话收15元，超过电信部门规定的“公话”收费标准的3倍以上。1997年，广州火车站广场私拉电话已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毒瘤”。有的由帮派管理，有的雇有打手，备有凶器。旅客每打一个电话便被勒索十几元以至数十元，旅客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暴力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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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9月，广州市电信局出台措施：火车站广场公用电话凡乱收费、多收费者，取消其承办资格。但该举措并未能奏效，黑公话格外猖狂。1999年10月中旬，一自称是广州市流花地区公安分局民警的人给本报写来一封举报信，信中称，黑公话的*纵者大部分是从江西省来的违法犯罪分子，部分来自广东梅县。其中一个幕后老板叫冯×明，11岁便来广州，跟流花地区各部门都很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票贩子】

   技术高超真假难辨
   1994年，广州火车站客运流量进一步增大。火车运力不足，倒票生意愈发红火。挖补、制造假火车票的违法犯罪分子逐渐增多，火车站售票大厅内秩序混乱。
   1994年6月16日，广州铁路公安处召开打击伪造、倒卖火车票犯罪分子的公开处理大会，宣布对韩雄等30名犯有挖补、制造、贩卖火车票的犯罪分子处以拘留、劳动教养及收容审查的处理决定。
   同时广州火车站从1994年3月16日开始实施凭号牌排队购票的新规定。这一措施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假票的伪造技术不断提高，多数假票直到列车员发现“重座”、“重铺”时，经仔细鉴别才能确认。据悉，1995年，羊城铁路总公司仅5月份就没收假票473张。
   据媒体报道，1997年后，广州火车站票贩子更加猖狂。每到客运高峰，在售票窗口排上几天的队根本买不到票，身边却有无数票贩子兜售真假难辨的车票。票贩子们堵住售票口，甚至不准售票，只准旅客以高价购买他们的票。
   2000年，一个自称“在火车站混了10年的票贩子”给本报来信，举报关于火车站倒票的黑幕：每个月6日到10日是票贩子主动“上税”期。炒票的每人每月要向执法人员交纳200元。如果不交，就会被他们整。据说，有的执法人员每月可获取“黄牛党”上交的“税钱”8万元至10万元，而在票厅上班的执法者每月可收到炒票者上交的的费用5万元至6万元。
   见诸报端后，这一情况引起了铁道部的高度重视。报道所披露的敲诈勒索案也有了结果。1999年2月8日14时许，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唐某某，会同治安联防队保安员抓获票贩后，实施敲诈，当事警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住店党】

   一遇旅客蜂拥而上
   1999年12月，据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了解，已有近1000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这些人手持各类招待所的牌子，早晚出现在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等待“猎物”上钩。一旦有外地旅客走出火车站出口，他们便蜂拥而上，坑蒙拐骗，诱使旅客入住。
   据拉客住宿团伙成员介绍，执法部门也管，但仅罚50元。据透露，幕后老板为“拉客仔”提供免费食宿。老板要求他们天天拉客，完不成任务，立即炒鱿鱼；同时老板也开出诱人的条件，凡拉客金额超过3000元，按比例提成。
   【人贩子】

   3个月6团伙被端
   1993始，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还开始出现假武警诈骗、抢劫、炒票、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活动。
   据警方资料，1998年3月以来，刘兴发和情妇龙华琴及胞弟刘兴举专门在广州火车站一带物色来粤找工的单身女青年。他们以帮助找工作为名，将女青年骗入附近窝点，使用威逼、诱骗等手段将9名女青年骗至阳春市强奸后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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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10月，时任广东省委领导的李长春、陈绍基专门针对广州火车站一带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情况突出问题日益突出，作出重要批示。
   广州市公安局为此成立了“打拐”专案小组，3个月左右成功摧毁了6个拐卖妇女儿童团伙，抓获团伙成员28名。但人贩子、强迫卖淫团伙并未就此消失。
   【抢劫犯】

   围抢旅客公然袭警
   1994年7月19日，在广州站售票厅内，几名男青年手持匕首殴打一名旅客，并抢劫旅客财物。警察赶到后，穷凶极恶的歹徒竟然手持匕首袭击警察。执勤警察果断开枪将案犯击倒在地。
   1995年2月11日，广州市市长黎子流、常务副市长陈开枝视察流花地区。黎子流说：“市政府已下了决心，全面整顿流花地区秩序，把这一地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窗口。”“对违反有关法规的人，不管后台是谁，都要依法处理。”1995年8月1日起，广州火车站实行全封闭式治安管理，这是广州火车站治安整顿动作最大的一项措施。
   然而，3天后，上午9时许，广州火车站广场即发生了恶性爆炸案件。案犯及5名群众被炸伤。1995年8月，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市公安局、警备区、武警等有关单位联合执勤，重点整顿流花地区。
   1998年、1999年时，“双抢”已然非常猖獗。据警方公布资料，以李俊岭为首的犯罪分子长期在广州火车站以抢夺旅客财物为生，他们作案时均穿黑色衣服，被称为“黑衣党”。因怀疑“老七”是公安机关的“耳目”，1999年10月29日晚，李俊岭等人前往火车站将准备抢夺旅客财物的“老七”活活打死。
   1998年，迷药抢劫案件频发。犯罪分子在帮派团伙内称这种手段叫“杀猪”。长期在火车站周边执勤的警察称，这种犯罪的从业者以“河南帮”居多。
   据警方公布资料，1998年4月至8月间，河南人王建喜等人迷药抢劫10人，将溶有催眠药的液体用注射器注入“健力宝”软包装中，骗乘客饮用。数分钟后药力发作，旅客昏倒，犯罪分子随即洗劫财物。
   1999年12月，有犯罪团伙在火车站派送列车时刻表。只要市民一接手，便漫天要价，不给钱就拳脚相加。多样、猖狂、频发的违法犯罪活动使得火车站地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藏污纳垢之地。
   一名曾在流花公安分局任职的警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巡逻时即使是一个水果摊也不能随便动。说不定这个水果摊的主人能很容易地找到他的领导，“能在火车站这块地盘上混饭吃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