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火车站混迹12年 惯犯解开心结要重新做人

［木棉观察］春运忙回家和谐靠大家
　　流落火车站，被迫偷窃为生
　　刑满释放人员向记者讲述12年偷盗、欺诈、拉客经历，解开心结重新做人
　　几进几出，他失去了作案“乐土”
　　劳教服刑的经历并未让黄伟痛改前非，倒是火车站本身的变化，令他自感难以为继
　　1993年正月，14岁少年黄伟离开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老家来到广州。从此，他在广州火车站流浪了12年，从一个懵懂少年变为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的惯犯。12年里，他两次被劳教，一次被送进工读学校，此前还多次被收容遣送。但每次被放出来后，他又回到火车站重操旧业。2001年他回到家乡，发现家人以为他已客死他乡，为他造了一座空坟。2005年6月，他在盗窃一个旅客的钱包时被便衣警察当场抓获，被判服刑半年。12月，他刑满释放，回到火车站，才发现眼前的火车站已经没了他的栖身之地。绝望之余，他来到报社，讲述自己12年在广州火车站的偷盗、拉客、欺诈的经历，他说：“讲完了，我可能去死”。然而讲完后，他的心结慢慢解开，几天来黄伟渐渐平静，他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从做厨师开始走回正路。

黄伟提供的火车站典型骗术
　　●杀死猪（江湖术语）：就是趁目标在太累太困、半睡和熟睡之间，用刀片割开他们的口袋包，盗走钱财。
　　●打荷包（江湖术语）：就是用两根手指或医用镊子，扒偷目标的钱包、钱、饰物。
　　●丢砣：就是用一沓假钞故意掉在地上，等目标上钩，再以分钱为由骗取钱财。
　　●接人：就是举告示牌，借口目标的亲人朋友有事不能来，以手机没电、车坏了为由，骗手机、钱物。
　　●带小弟：在年轻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请他们吃饭，以言语哄骗他们去抢包、物、金银首饰。
　　●拎包：就是在目标不注意的情况下换掉或者拿走人家的行李包。
　　●做票：包括挖补票、卖假票、短途变长途或上车骗票等。
　　●博同情：就是穿得衣冠楚楚，扮成学生、出差人、老板，称有急事或丢了钱，借钱打电话或借手机，趁别人不注意溜走。
　　●抄卡：目标以刚来广州、刚下火车、不熟悉广东的人为主，供别人打完电话后便敲诈，或找钱时找假钞。
　　●背包党（江湖术语）：就是在火车站出站口，以老乡口音，说省汽车站搞装修，或以年度疾病（如2003年非典，后禽流感）要办健康证为由，拉目标去坐高价野鸡车。
　　●中介：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取填表费、厂证费、工作制服费、生活费押金等。　　他们被命运如此巧合地安排在一起：一个男孩、一个车站。
　　1993年正月，四川少年黄伟14岁，精力充沛，任性妄为，他欺瞒父母南下广州，到达他打工梦的第一站——广州火车站。此时广州火车站亦如蛮壮少年，它可以毫不停歇地将百万旅客运来送往，也容纳成百上千犯罪分子在这里盗窃、抢劫、诈骗、强迫卖淫、拐卖人口；黑公话、换假币、假发票、倒票、非法拉客、经营野鸡车。
　　2006年1月，经历22年乱与治，在新的分区和管理措施下，广州火车站让人看见了长治久安的希望。而此时的黄伟刚刚刑满释放，放开心结后，他准备走回正路。
　　从14岁到26岁，12年，整整一轮的时光，黄伟以小偷、拉客仔的身份在广州火车站周边流浪。
　　初到广州被偷光
　　“我放在贴身内衣里的钱，有人乘我睡觉时杀我死猪”
　　黄伟老家在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个人口超过150万的农业大县。上世纪九十年代，像中国内陆的许多农村一样，外出打工成了当地农民解决家庭困难的优先选择。1993年正月十七，刚刚过完春节，14岁的黄伟就独自离开家乡，踏上南下的列车。
　　那一年他刚刚小学毕业。“那时候听那些打工回来的人说，外面多好多好。就以为外面遍地是黄金，就想出来闯一下。”12年后，黄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他大哥在广州打工。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自己出去，他偷偷拿了一封大哥以前写回家的信，欺骗不识字的父母说，“大哥让我去广州”。
　　火车上挤满了渴望南下发财的人，没有座位，黄伟只能躺在座位下。正月十九晚上，颠簸30多个小时后，他走下火车，踏上了广州火车站。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见那么高的大楼，一切都令他感到新鲜而刺激。但当他走出广州火车站时，发现上衣口袋被割破了，家里东拼西凑给他的100多块钱早已不翼而飞。
　　“我是放在贴身内衣里的，肯定是有人乘我睡觉时杀我死猪。”用黄伟的话来说，杀死猪是一种江湖术语，就是指乘人睡着时，用刀割开旅客的口袋，盗去钱物。当时的他并没想到，这竟成了他在广州火车站“混”的主要谋生手段　　“老大”逼他当扒手
　　刚被送上火车，他就乘人不备跳下车，回到“山东”手下
　　初来乍到，身无分文，人生地不熟。黄伟开始在火车站周边流浪。3天后的晚上，一名30多岁的男子和他搭上话，了解他的情况后，把他带回了在江夏村的出租屋。到现在为止，黄伟都不知道那个男人的名字，只知道他来自山东。“山东”带黄伟到麦当劳吃饭，然后安排他去“开工”。那天晚上，在“山东”的带领下，黄伟来到广州火车站候车室，用小刀片割开了一个熟睡中的30多岁男子的上衣口袋，偷了里面的100多元钱。
　　“当时我手不停地发抖。一直觉得有罪恶感。”黄伟说，他回到“家”，把钱如数交给了“山东”，然后表示自己再也不想干了。结果“山东”扬手就给了他几巴掌，并训斥他说，“你没钱，又找不到工作。不偷，你吃啥？喝啥？”
　　就这样，“山东”成了黄伟的“老大”，黄伟则成了“山东”的“小弟”。黄伟说，1993年，火车站售票大厅治安状况不太好，购票秩序特别差，扒手伺机偷窃，一旦被发现，一些偷窃老手甚至公开抢劫、殴打旅客。像他们这样的所谓培训职业小偷抢夺的团伙也不止一个。
　　来自警方的资料也显示，1983年至1993年间，正是广州火车站黑恶势力萌芽之时。多次被司法机关处理的犯罪分子王京利曾专门在广州火车站物色一些像黄伟这样流浪街头的少年，把他们收为“小弟”，负责他们的吃住，并对他们进行犯罪技巧的培训。1993年到1995年间，仅这一个团伙就作案300多宗。
　　但刚干了一周，黄伟就失手了。那次，他刚刚割开一个旅客的衣袋，把手伸进去掏钱时，就被一个便衣警察抓住了。由于他当时不满16岁，不能对他进行刑事处罚，警方就把他送到了沙河收容站，然后由收容站将他遣送回家。但刚上火车，他就乘人不备跳下了车，又回到“山东”手下。黄伟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被抓过多少次了。但每次被抓住，他都不报真名，而用各种假名蒙混过关。因为偷盗，只要金额不大，一次两次都不会受到严处，“顶多拘留几天”就放了。然后他就又回到火车站重操旧业。
　　严打风过又杀回
　　他最“得意”的是利用30米台阶和警察“打游击”
　　开工5个月后，省、市公安机关集中1400多名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对火车站周边展开为期3个月大规模整治。面对声势浩大的严打之风，黄伟跟着老大“山东”转到沙河、天平架等地继续偷窃。但到1993年底，经过几次试探性的作案后，他们再次“杀”回火车站。黄伟们的“回马枪”使整治期间治安状况略有好转的广州火车站治安再度恶化。
　　黄伟解释其中的原由说，广州火车站从1993年8月16日起开始实施分区管理的制度，管理区划细分，各管理区之间以1.5米高的护栏相隔。但这看似严格的划分实际为黄伟他们作案更加提供了便利：作案之后，他们就翻越栏杆逃跑，让警方和事主难以追赶。2000年5月，有关方面不得不将这些铁栏杆彻底拆除。
　　他最得意的是利用30米台阶和警察“打游击”。火车站广场有一条30米长台阶线。30米台阶线以内，归铁路部门管理；30米台阶线以外，归地方管辖。黄伟和他的同伴们就巧妙的利用这条线与警察周旋：当地方公安整治火车站广场时，他们就跑到30米台阶线以内；当铁路公安整治30米线以内时，他们就跑到30米台阶线以外。甚至在行窃被发现时，他们也只要跑过30米线，就会安然无事。
　　换“老大”被砍三刀
　　像他们这样在火车站“混”的人，大多都染有毒瘾
　　转眼到了1994年8月。在火车站，黄伟遇见了一个“涪陵老乡”——和他一样也在火车站“混”。黄伟描述，“小涪陵”虽然只有16岁，但长得高大白净。当时他网罗了3名分别来自安徽、江西和湖南的少年，自任“老大”。他力邀黄伟脱离“山东”，跟他们一起“赚钱”。
　　黄伟被说动了。回到住处，他向“山东”提出离开。“他听了很生气，拿起一把西瓜刀，照着我头上就是两刀，然后又砍了我肚皮一刀。”黄伟低下头，向记者展示头上的伤痕。
　　头上滴着血，肚子上也鲜血淋漓。黄伟说，那时候他没有反抗，也没有跑，只是咬紧牙站在那里说：“今天我一定要走。”最后“山东”可能被吓住了，放过了他。
　　加入“小涪陵”的“队伍”后，黄伟又学会了“打荷包”——用手指或医用镊子扒窃人们口袋里的钱物。
　　除了偷，他们还抢。黄伟说，最厉害的是来自江西的那个小男孩。“虽然个子不高（约一米六），但身体很壮，力气很大，卡脖子最拿手。哪怕是那些一米八多的男人，他也能跳起来从后面把脖子卡住，让你动弹不得。所以我们都叫他‘豹子’”
　　那段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逍遥。他们在三元里一家酒店包下了一个房间，每天胡吃海喝。
　　1994年12月，“小涪陵”回了老家，他们的“队伍”也解散了。黄伟说，2001年的时候，他就听说“豹子”因为吸毒，已经死了。去年在广铁看守所，他恰好又碰见了“小湖南”，同样因为吸毒，他染上了“艾滋病”。黄伟感慨道，像他们这样在广州火车站“混”的人，大多染有毒瘾。“偷抢的钱全都拿来买了毒品，没钱吸毒了就去偷去抢！”地中海广场、草暖公园等地经常有吸毒者聚集。黄伟说，每天在那些地方，都能发现几十个针头，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也敢明目张胆地撸起袖子或脱下裤子，注射毒品。
　　江湖上的规矩
　　“不义之财，见者有份”——不管是偷是抢，同道中人碰上了都要分一杯羹。
　　1995年，黄伟又在广州火车站混了一年。这时候，他已经成了火车站的一名“老手”，对里面的各种行规摸得一清二楚。
　　他说，在火车站，主要的犯罪形式有偷、骗、抢三种（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但大家都严格遵守这样一个规矩：“不义之财，见者有份”——即不管你是偷是抢，只要同道中人在现场碰上了，都要分一杯羹。
　　他举例，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小孩”偷了一个旅客两千元钱。但小孩却没有按规矩给他分钱，于是他抢了小孩五百块就跑。后来“小孩”报告了“老大”。但那个“老大”知道后也没说什么，“因为这是行规”。
　　17岁首次劳教兄长的泪水令他发誓改过自新，可惜，坚持不了一个月。
　　1996年，黄伟再次因为盗窃被抓。这回他被送到了三水横山涡劳教所。在那里，他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劳教通知发到家里后，在广州打工的二哥和三哥获知消息，他们从洛溪桥出发，骑自行车，整整骑了六个小时赶到劳教所。
　　“我们就对望着，不停流眼泪。”黄伟说，他当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出去后一定要改过自新，好好生活。1998年1月，黄伟劳教期满。他来到新塘二哥所在的工地，但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又回到了火车站。
　　“这一方面跟我以前养成了花天酒地、好吃懒做的习惯有关。但我最忍受不了的是工地上的人知道我被劳教过，都用怪怪的眼光看着我。”
　　父母为他修空墓
　　“因为很久没有音信，他们都以为我在外面为非作歹，被人打死了。”
　　回到火车站，黄伟又重操旧业。此时仅凭偷盗已不能满足黄伟，他说，同行们也都纷纷从事多份“职业”，比如倒票和制售假票，利用公用电话和假借冒接客骗人。这一年年底，他在偷窃时又一次被抓，被送到了海珠工读班工读。工读半年，黄伟被释放，惯性般地回到了火车站。但1999年，他再一次被抓住被送到三水宝月劳教所劳教一年。2000年底，黄伟第二次劳教期满。离家以来，他第一次回家。但当他走进家门时，家里人都被吓了一大跳。
　　“因为很久没有音信，他们都以为我在外面为非作歹，被人打死了，已经按我们那边的规矩，给我修了坟。”黄伟说，当他看到那长满小草的坟包时，一下泪流满面。
　　但他再次没能经受住邻居背后的议论和指点。春节前两天，他又离开家，跑回广州。
　　“改邪归正”做厨师
　　可是，整治风一过去，他又“情不自禁”回到了广州火车站。
　　在新世纪的广州城，黄伟发现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接人”。
　　黄伟说，在火车站出站口，经常会有人举牌接人，其中有些是单位来接人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一般双方都不熟悉。他们见面前，一般都会通电话。我们就在旁边偷听，听到接待单位的名称和接站人的姓名后，就马上另外制作一块写有同样被接人名字的纸牌，绕到出站口里面的地铁出口处，将客人先行接走。”黄伟解释里面的决窍说：“一见面，你先就要说，××有急事先走了，我是他同事在这里等你。然后你一定要非常热情，不停说话，让他没有时间去考虑和打电话核实。”
　　黄伟表示，接到人后，要赶紧想办法以电话没电或电话坏了为由，骗对方把手机给你。
　　“我们会把他的卡抽出来，换上自己的卡。表面看是为了表示自己不愿占他们的便宜，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外面的人打电话给他。”黄伟说，换好卡后，他们就会装模作样地给事先约好的同伙打一个电话去，让同伙冒充真正接客的人，从而让被骗人彻底失去警觉。最后他们就伺机骗取钱物。
　　黄伟说，当时这种诈骗方式非常盛行，由于之前很少听说，每天在广州火车站都有数十人上当受骗。但到了当年4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三度微服探访广州火车站地区，并多次作出指示，要求“重典治乱”，出台了彻底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的方案。他们那些活跃在广州火车站地区的“兄弟”于是纷纷“转移战场”，有的去沙河、天平架等地，有的去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开辟“新天地”。
　　这个时候，黄伟开始有了“改邪归正”的念头。于是他来到深圳，到一家餐馆学做厨师。但到了2003年，当火车站整治风渐小的时候，和其他以前在火车站混的人一样，他又“情不自禁”回到了广州火车站。
　　加入背包党大军
　　人间瘟疫竟成了“背包党”的发财之道，黄伟加入了这伙三千人大军。
　　2003年春季，sars灾难降临世界。谁也没想到，包括以后的禽流感在内，这人间的瘟疫竟会成为“背包党”的发财之道。
　　重新回到火车站的黄伟此时加入了“背包党”，专职给“野鸡车”拉客。
　　黄伟说，追溯广州火车站“背包党”的历史，应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随着南下打工人流的不断增加，一些私人运输车辆开始聚集到广州火车站从事“非法运输”工作，拉客仔也应运而生。他们专门帮经营短途运输的私家车辆“介绍”旅客，每“拉”一个旅客，收取30元钱，再以20元的价格转卖给司机，中间的10元差价就是他们的“介绍费”。从1994年，拉客团伙逐渐按地域形成了所谓的“湖南帮”、“四川帮”等有组织的小帮派。而最终是来自黑龙江鸡西市的周广龙成为“野鸡车”老板们的“大哥”。在2000年的连续强力整治中，周广龙涉黑团伙被击碎，广州火车站地区的犯罪团伙也开始重新洗牌。到2003年底，“××华”打垮了“郑老五帮”、“汕头帮”、“潮州帮”、“刘老四”帮、“老杨帮”等多个帮派的野鸡车站点，成立“背包党公司”。据传，他们占据了拉客市场八成的份额。
　　黄伟介绍他们的行骗手段说，他们通常以老乡的身份，骗取外地来广州旅客的信任，或谎称省汽车站和流花车站搞装修，乘车地点变化，或编造广州地区因年度流行性疫病（2003年和2004年的sars，2005年的禽流感，以及夏季的流脑等）要强制打预防针、办健康证，将乘客诱骗去坐高价野鸡车。在乘客上车之后，在野鸡车上的打手就会以种种手段进行威逼恐吓甚至殴打，榨取他们的钱财，然后在中途将他们甩下。乘客如稍有反抗，轻则挨打，重则致死。
　　和去年9月南方都市报进行“背包党”专题报道时其他拉客仔提供的数字一致，黄伟说，到2005年，火车站地区的拉客仔已有两三千人。而由于他们“老大”与有关部门的特殊关系，每到政府行动前，他们都会接到通知，及时转移。
　　走投无路后的醒悟
　　上个月，黄伟刑满释放。当他回到广州火车站，却发现那里不再有他的生存土壤。
　　在做“背包党”的同时，黄伟仍然不时去火车站割包盗窃。2005年6月8日，当他在广州火车站问询处再次作案时，被广场巡警当场抓获。
　　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在判决书中说，当天下午3时许，候车旅客谭某躺在地上熟睡，黄伟趁机用刀片将他右后裤袋割破，盗去人民币2000元。因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故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
　　2005年12月8日，黄伟刑满释放。出狱后，他去到广州火车站，却发现一切都变了模样。车站广场上遍布着执勤警察和便衣警察，许多以前的“道友”都没了踪影。最后他才知道，去年7月1日，铁道部派员进驻广州火车站整顿治安，广州区划调整、新越秀区成立后，又组织了火车站周边地区治安综合整治，他的那些“道友”要么被抓，要么又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黄伟说，服刑时，在管教的教育下，他已经开始回顾自己这些年在广州的经历。他想起了家中年迈的父母，想到了自己满身的伤痕，经常在夜里自问：“再继续这样下去，何时才是尽头？”现在面对这一切，他终于下定决心要痛改前非，再也不去干“那些事”了。
　　1月13日，黄伟从深圳来到广州，走进南方都市报，给我们讲述了他在广州火车站的十二年成长经历，并详细列举了火车站的各种骗术。（注：为保护当事人权益，文中黄伟为化名）
（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