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化总比装模作样好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人大工作报告更加明确地说明了人大定位及其与政党的关系，凸显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国和其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本质区别”。其实，无论对人大如何定位，人大作为国家代议机构的基本职能都是相当确定的。主要区别在于议会和政党的关系，而世界各国的安排确实有所不同。许多国家是多党制，有的议会有反对党，有的则是一党独大，但是不论政党体制以及党政关系如何，议会的基本功能和运行模式大同小异，并不存在根本差异，因而大家仍然期望人大代表能履行自己的代议职责。在今年“两会”上，有些媒体报道了代表和委员的一些花边新闻，让人感到有做秀之嫌，引起了社会甚至代表和委员们本身的不满。本来“两会”似乎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场合，部分代表、委员和媒体的表现是否代表了政治娱乐化、庸俗化的趋势？
我当然也希望代表和委员们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我认为这和他们在“两会”上的表现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历年“两会”的会期都很短，前前后后加起来不过十来天；即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表现突出，又能说明多少问题呢？更何况代表人数众多，议程繁多，而且许多时间花在非实质性的仪式上，实际上给每个代表留下的议政机会和独立作用相当有限。近年来，社会和媒体对人大越来越重视，但是因为人大作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而媒体只能借用一种花絮和边缘新闻来吸引眼球。譬如刘翔连续两次缺席政协，而这次参加马上就引起媒体关注。其实，如果政协也是一个代议性质的机构，就压根儿不应该吸收这些“明星委员”，因为委员和代表的职责都是代表选民议政，而不是在那里摆样子。他以前连开这几天会都没时间，哪有时间代表任何人？又哪有时间提出有针对性的议案来呢？既然如此，是谁又是为什么选他做政协委员呢？
因此，本次“两会”花边新闻多反映了人大和政协背后的深层问题，但也没有必要夸大这种“庸俗化”的形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关于人大的花边新闻确实并非议政的正题，但是如果不解决背后的制度问题，形式上的变化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实质。难道委员、代表们在会上一脸严肃、正襟危坐，就一定比自娱自乐更好吗？如果实质性问题不解决，我看哪种形式都一样。我甚至认为会场的娱乐化不但无伤大雅，甚至可能在有限程度上表现了代表的自主性。毕竟，不论他们是否发挥了应尽的义务，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管”得太死。某些代表、委员的表现看上去或许有点“庸俗”，但是这总比在组织纪律的严格管制下装模作样的好。
要改变政治的“庸俗化”，关键在于选举和选民。如果议员通过周期性选举产生，因而多少有义务代表基层选民的利益，而选民希望他们的代言人在开会的时候正经八板地讨论国计民生，而不是嬉笑怒骂，那么议员当然会检点自己的言行。如果这点做不到，如果选举不规范，议员无须最终对选民负责，那么无论他在议会的表现是庄严肃穆还是俗不可耐，结果有何区别呢？如果人大代表真正能够代表当地选民的利益，并在和选民广泛沟通的基础上通过选举产生，那么他们必然会感受到选民的压力；如果相当多的选民不喜欢他们将宝贵的开会时间浪费在自我表现上，他们还会那么我行我素吗？当然，民主有阶段、有局限，不可能尽善尽美。即便选举有压力，议员行为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更不用说选民的“欣赏水平”本身也是个问题。过去我们经常报道台湾立法院的乱像，会场就像无奇不有的大卖场，“庸俗化”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不过也不要光看表面热闹。即使不少议员的言行举止不文明，他们还是多少履行着作为议员的基本职责——代表选民的立场，即便打架也是为了表达立场，而这总比没有立场强些。政治当然理性、认真、严肃一点更好，但是假如让我在吵吵嚷嚷的立法院和安安静静的“表决机器”之间选择，我肯定还是选择前者：毕竟，上次投他票的那家伙替我说了话；表达方式也许要改进，但是他至少用行动表明自己没在议会白混。
如果没有选民的压力，那么议员怎么表现都无所谓，反正他们不会代表选民利益就是了。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恐怕即使连新加坡这样的威权国家都不例外。这次某些代表、委员批评近年来的提案存在庸俗化、垃圾化和数量攀比的现象。数量攀比咱们可是见得多了，各地的政绩工程和GDP竞赛就是一个典型，不过没想到人大提案也开始搞这一套。以前我们不太关注人大代表提案，因而绝大多数代表们长年不提一个议案，甚至懒得联署其他代表的议案；如今媒体重视了，提案数量也就快要成为衡量代表政绩的一个标准，于是乎代表提案纷纷出炉，有的代表一年能提十几个乃至几十个议案，这样怎么可能不产生“垃圾议案”呢？要知道，议会立法可是一个力气活。要制定一部象样的议案，不但要广泛征求选民意见，然后调研、起草，还要和其他议员进行沟通和讨价还价，才有希望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并获得通过。所有这些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成本，一个议员每年能拿出一个议案来就很“高产”了，哪能那么像下猪崽一样呢？！但是如果切断了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评价代表的政绩就只能停留在这些表面化的提案数量上，提案只是做给外人看看，压根没打算解决什么真实问题，那么数量攀比和垃圾化就成了见怪不怪的必然现象。
最后，政治庸俗化的始作俑者当然是媒体，而这恐怕在哪个国家都一样。但我同样认为，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媒体庸俗化的负面影响；在一个极近“恶搞”之能事的八卦媒体和一本正经报道假新闻的媒体之间，我还是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哪怕只是因为它的自由度更大、欺骗性更小。事实上，如果会场上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东西可报，那么花边新闻只能成为各大媒体的“无米之炊”。如果“两会”讨论确实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那么我不相信偌大中国会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些重要话题，最后看广大观众或读者会如何评价与选择不同媒体。因此，关键仍然在选民，而我相信理性的中国选民是不会把眼球只放在那些花边新闻，而放过任何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严肃问题的。今年“两会”期间，一些网络媒体开展了向总理提问的活动。这些活动体现网民不仅很积极，而且很理性，因为排在前几位的“头号问题”都是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结构性难题。当然，如果这些问题是提给人大而不是总理，那就更好了，因为总理一个人是解决不了那么多问题的。
总之，虽然执政模式有区别，人大和其它国家的议会具有共同的代议职能，并遵循着同样的运行规律。如果不能保证选举在法律上规范、代表对选民负责，那么“庸俗化”只是制度不健全衍生出来的诸多弊端之一，实不足道也。
中国宪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