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山野遗贤与政治公共空间

发布日期：2009-05-21 文章来源：互联网

夜读苏子《渔樵闲话录》，读到一段话很有意思，遂抄录如下：
“ 有客谓渔樵曰：二老之谈，于治世之鄙事，民间之俗务可也。不然，则议论几席之间，有清风明月，可以啸咏，有素琴尊酒，可以娱乐，高谈而遗累忘怀，陶然以适物之情可也，奈何其间往往辄语及朝政故事，非所谓渔樵之闲话者，吾所以不取也。独不闻庄叟曰，‘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之间而代之。’所以各存其分也，子得无失其分者乎？
　二老相顾而笑曰：是客也，乌知吾闲话之端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吕望钓于渭水之滨，世俗徒见其迹于耕钓之间而不知之人也，心存乎先王之道，今之所谈，果有毫铢可补于见闻，亦足以发也，又且何间于野人之论哉！
　客深然之而退。”（《苏轼文集》第六册，中华书局，第二六一零页。）

遗珠之恨从来既是中国政治统治者，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科举考试的一大壮举就是造成了社会流动，防止智力和财富上的贵族阶级的产生。虽然统治者会在看到士子们鱼贯而入考场时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知识分子也会不无豪迈的写“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但山野遗闲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明显的一种景观。聚啸山林，闲云野鹤，梅妻鹤子，这些都构成了传统文化中非常隐秘的一极，但不可否认的是，流放于政治体制之外的那些人，却有很多仍然是“心存乎先王之道”，“闲话”之中处处可能参透阴阳流转，天命大化。

世俗政治秩序是对现存利益、权力与人事的安排，以西人博丹、霍布斯的话来讲：是用不可分的、至上的、绝对的“主权”、“权威”造就的人间秩序，在这里是“权力造就真理，而不是真理造就权力”（《利维坦》）。但中国知识分子有趣的地方正在于，他们虽然没有昂格尔讲，信奉一个超越的自然法，但他们心中仍然有一个超越现存政治秩序的隐秘秩序，那就是儒家文化中讲的上古先王之道，世俗社会道之式微，也就是他们遁入隐秘的原因。也因此，我们政治文化的悖论似乎在于：山野遗闲似乎更是好事，是保存王道，存亡续绝的可能。“宫门一入深似海”，成为政治体制中的一环，也就可能意味着缴械投降，变节叛道，道之不存。如何让天道与政治并行不悖，圆融自恰，实在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大课题。

隐士文化中，以一种“有所不为”的消极姿态来积极迎接天命、天道的感知与召唤，并参与天道的流转，以自己的血肉之身与鲜活思想、言辞来化成天道、证立天道，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剧所在，也是最有魅力之所在。上述笔记中客要渔樵切莫“越俎代庖”，其实，他的谬误在于，他不理解渔樵互答的真谛，个中真谛不在于把玩清风明月，素琴尊酒，而恰恰在于自觉对天命大化的承担与参与，就象古人伊尹、吕望一般，退守山林和高居庙堂其实都只是形式，实质却在于是否承担与维护着先王之道。
隐士文化的美学意象在于它以一种私主体的隐秘体验来反映公共命运的主题。在这种个人命运与政治大势的疏离甚至反叛中来展示一种力量，一种壮观。只是，从现实政治秩序来看，隐士文化可能使得“先王之道”越来越蜕变为私人语言，现实政治秩序越来越丧失制度性的批判与反思力量，旧有的、保守的力量越来越固化为各种结构性的力量与正式制度安排，所以中国可以呈现出“超稳定结构”，中国有的是反反复复的农民起义，但历史很长时间无法走出治乱兴衰的循环。政治公共空间的缺失，是让知识分子以一种隐秘体验与私人话语来批判与反思公共命运的一大原因，也是使得先王之道越来越蜕变为私人语言的一大空间。

人在本质上需要对政治生活参与，此种参与注定要在公共空间中进行，而不能转化为纯粹的私人语言。西人在所谓古典时代就有广场式的政治议论空间，至近代市民阶层出现，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市民也可以在各种“陌生人、匿名空间”中来表达利益诉求与主张（泰勒，哈贝马斯皆谈到此中近代公共空间的出现及特征），市民政治固然蕴涵有黑格尔所谓的“败德风险”，但不可否认其中蕴涵的规范性诉求与美德，也加速了社会化的团结与整合过程，“造就了国家政治秩序所绝对不能淹没的地方”（泰勒），从议会、俱乐部、社团到咖啡馆、报纸广播媒体，各种政治空间形成的制度性力量确保了话语权的分散、竞争与制约，更导致了福柯所洞察的整个社会并不独有政治主权高高在上，各种社会权力的分化构成了毛细血管式的的微观权力样态。

我们一方面抱怨山野遗闲之恨，另一方面渔樵野人也只能以个体化的语言来悲壮的承担天命大化，知识与智慧无法流布与传播，无法象伏尔泰赞美的那样：“不是其他，而是启蒙观念造就了法国大革命。”，社会也就无法造就真正的主人，几千年的漫漫专制史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自中国公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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