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学生学生职业道德观念的培养

 

　　英国哲学家米尔恩曾说，“假如没有道德，就不会有人类共同体，从而也不会有人类生活（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夏勇等译，第43页。）”；那么我要说，没有职业道德就不会有近、现代社会，因为近、现代社会就是在社会不断分工 [1]，也即科学技术的急剧发展的情况下，伴随着职业道德的出现、甚至完善形成的。

 

　　我国恰恰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过程中，即新的秩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新的道德、道德观念还和我们有点不熟悉、很“陌生”或者说只得其形，未得其实，比如说，有一句已经深入人心的话，即“顾客即上帝”——在西方市场经济已经很完善的国家，那些商人们还真的把顾客当成了上帝，即在购买前与购买后都当成了上帝，也就是说人家的售后服务搞得好；而我们却是在购买产品前，你是上帝，在购买商品后，那他就是大爷。

 

　　传统的道德、道德观念已经不能有效的制约人们的行为，也无法真正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导规范；也就是说，在现阶段的中国的道德领域已经处于一种“失序”的局面，甚至有些恶性循环的姿态。比如说，在现阶段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新“三座大山”的医疗问题：对于医院来说，他们应该以治病救人为天职，不能以唯利是图（注意，我说得是唯利是图，而不是他们不应该有正当的、正常的收入、开支而进行的收费，他们毕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市场的体制，不能将他们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菩萨），而在中国，医生拿回扣、严重不付责任医死人、已经不是新鲜的新闻了，所以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流传医生不良的（职业）道德问题 [2]，甚至天天骂：医生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而另外一方面，在医生在尽全力医治病人的情况下（而不是医疗事故或者严重医疗事故）仍然没能挽救病人生命，在现在这种职业道德状况下，故意地找医院的麻烦，现在不是有专门的“医托儿”——即他帮你“讨”钱，到手后共分——医院就骂：患者家属没有道德，是“刁民”。

 

　　总而言之，就是真正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维持所需的（职业）道德的好处未得，而破坏传统道德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3]。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一些有智之士的关注，比如说，香港凤凰卫视的余秋雨、何亮亮、杨锦林、胡一虎等的关注、他们主持的节目有《秋雨十分》《风范大国民》、《景行长安街》、《一虎一席谈》等都有对这些现象的报道和分析，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的建议和方法，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去思考和实践；但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高职学院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老师来说——可能不仅仅是自己进行一定的思考和实践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关注才能让我们对得起我们的职业道德，即如何培养高职学院学生职业道德观念的问题。

 

　　二、分析中国职业道德“失序”的原因

 

　　他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毛泽东语）”，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相当于一张“白纸”——我们可以在上面画出美丽的风景线，也有可能是信笔涂鸭——因为在他们高职学院的生活与学习时期（大约就是18—21岁的年龄）是他们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 [4]。如果我们在他们在大学教育阶段将一些文明的、基本的职业道德理念“灌输”或者培养到他们头脑中；在明天，他们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劳动者、甚至可能成为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也有可能是负面——中国重要的劳动者时，中国道德领域的“失序”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其实，我们大学生除了在学习上、生活习惯上比一般本科、重点本科的学生差很多之外（虽然我也完全赞同生活习惯有时决定一切的观点），在智商上，一点也不差，至少达到了中国人的平均智商 [5]；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在教授、灌输、培养他们职业道德观念时，不能再像小学生一样直接将一系列的道德理念当成标准答案告诉他们，他们只能记住、理解就行了，孔子的这一理念——在我看来——“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1页）”，至少在目前已经宣布无效了或者说没有很大效用了，如果你还要如此，他们可能采取的方法就是“懈怠”——一切的努力都付之流水。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中国现状道德领域的职业道德“秩序”的原因，而且应该是深层次原因，以有说服力的、深刻的、能够唤醒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麻木”的思维方式阐释出来。他们才会对你以后的职业道德观念予以接受或者是说很愉快的接受。在我来说，我就将我国现今职业道德“失序”的原因作为了很重要的原因予以阐释，我也还发现他们能够接受我的理由与阐释。

 

　　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今职业道德观念的缺失、失序，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现在阐释如下：

 

　　首先，就是金钱的影响，一切向“钱”看齐。（想到学生可能会“不以为然”——又是一个唱高调的老师来了，那么必须对之进行一些阐释，）我不是反对金钱、人民币，相反我还很喜欢它们。因为：第一，从技术上、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有“以下三种（关系）最为重要：一是生存关系……第二种关系乃是性关系（主要发生在婚姻当中——笔者注）……第三种关系乃是经济关系 [6]”；在这三种关系中，无论那一个的维持以及良性循环，必须有财产的支持，没有财产我们一切都不存在，因为我们不仅仅在母体里时，需要财产维持，比如说奶粉，在我们死亡以后还得有，比如说，死亡时的安葬费用；因此，我一直支持、鼓励他们去挣钱，而且有了他们我们才能体面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第二，在我们有了一定财产时，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对社会的贡献，国家“扶贫”，在名单上至少没有你的名字了。第三，我国现代化的目标不就是建立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其实就是国家鼓励我们挣钱。但是，必须注意，我们的财产权的获得不能通过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去取得，必须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如果唯利是图就肯定会突破社会的道德底线、职业道德的底线。也就是说，我们反对的是唯利是图方式的金钱观，没有职业道德的金钱观，这一观念，用著名学者郑永年对中国现今经济改革的路径的概括，即新自由主义——也即“和传统自由主义不一样，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主义 [7]”——是相当精确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的职业道德具有致命的作用。

 

　　其次，社会的变迁原因。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由“熟悉到信任 [8]”的社会：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从出生到长大都被其他人（主要是同一村子或者单位）知道得一清二楚，“兔子一般会吃窝边草”吗？这时，大家传统的良好道德足以维持、支撑一个社会的存在和渐进发展，虽然这时也有一些破坏分子，但是相对于整个社区的秩序来说，是稳定的、有秩序的，也是有道德的，即大家经常说的“民风淳朴”。而当今的社会却是一个陌生人或者说相对陌生的社会，比如说，一个小商贩，跑到我们学校对学生倾销一些廉价的商品，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能找到他来负责任吗？换句话来说，我们传统的道德对于他们的制约已经没有很大效用了。特别是在这个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也就是我们在急速地跨入市场经济的体制中，而我们又没有将市场经济需要的（职业）道德建立起来——法律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避免出现“失序”的现象。

 

　　再次，历史原因。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强调的一个要点就是道德至上，以道德约束皇帝、大臣以及普通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知识分子的信条，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稳压器”作用；但是，如果将之推之及至，就成了一种北大著名学者苏力教授所说的“道德的世界”（苏力：《法律与文学》，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3－238页），也即一种“泛道德主义”——即只从结果的好坏去评价一个人——而且成为当时治理者的一种统治策略：对百姓的正面作用或许超过负面作用 [9]。但是，其在现在就不能简单地仅以“道德至上”的思维方式去看待、评价别人；如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局面，对具体的问题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只是一种治标的策略。比如说，前面所提到的“医患关系”，医生不断指责患者及其家属的“无礼取闹”，患者及其家属不断指责医院“仗势欺人”，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注意，媒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的第四支力量，其职业道德没见得就比其他职业高多少），问题更加“复杂”，医患关系更趋紧张，前一段时间就有有家医院戴钢盔上班事件的发生；但是，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最终是到医院看病，何必将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只要有一个医生存心使坏，我们就会“倒霉”；当然，笔者不是说，对之听之任之，等他“欺负”我们，而是强调要分清事实，那些的确是他们错的，那些是“不可抗力”，这样就不会犯“泛道德主义”的错误，对别人的评价才是恰当的。而我们恰好就是在这里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通常就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他人。

 

　　三、关于怎样培养大学生学生职业道德理念的一些思考

 

　　中国现在的职业道德的”失序与混乱”局面不是某个人、某些人造成的，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出现的必然产物，有深层次的种种原因，不是一个简单的责骂几声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其问题的解决可能也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而应该是全民族共同参与的产物。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些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努力；对于作为“两课”老师的我们至少可以利用我们的老师教授学生知识的平台影响、灌输、培养学生适应现代的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职业道德理念。对此，我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教学经历以及一些感受，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影响学生：

 

　　第一个需要培养学生的观念就是普通人的观念。这个问题好像和我们所要谈论的话题无关，但是笔者不这样认为，相反，我认为，没有这一理念，所谓职业道德、职业道德理念的培养是不可能的，英国的法哲学家罗伊德就曾这样叙述，即“……普通人的观点，是很好的试金石”（罗伊德：《法律的理念》，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我们就是普通人，一般人，首先要接受自然属性——主要是生命（人不可能长生不老，有出生就有死亡）、食物（在市场经济中称为商品或者财产）以及以后结婚生子（人变相的“长生不老”）——的制约，虽然人的社会属性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在这三个属性中，财产发生作用起于刚刚怀孕之时，结束于你重新归于尘土；因此，鼓励所用的同学挣钱，而且挣大钱，我们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圣人，不食人间烟火，不能让我时时刻刻讲贡献，但是我们必须诚实劳动、合法经营。

 

　　第二个观念就是对工作、职业的态度。要正当地挣钱、合乎公众道德认同的道德地挣钱，必须要有一份工作。我们对工作的态度非常重要，这是培养职业道德的重要方式和场所。根据中国政府对人权的理解，人权主要包括生存权与发展权。而工作主要是支持我们的生存权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权，不会支持完全的发展权，其的实现是不可思议的 [10]，否则就意味着人类走入了尽头，没有了创新的能力，没有创新能力的人类最终会被大自然淘汰掉。那么在工作中，我们需要有的态度就是不能以工作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只是生存之本，一旦成为可能就有可能出现一种现象，那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现象。一旦达到50％以上的利润，如果没有国家、社会、同行业的监督，所有的包括职业道德的道德底线都会被突破。而中国现在的一些行业中出现的一些突破职业道德底线的事件，比如说“河北的毒鸡蛋事件 [11]”，就是其将该工作作为了牟取私利的职业，而且国家权力没能构有力的监督、市场中的同行业的监督形同虚设，所以他们就肆无忌惮起来，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厚着脸皮过日子，不怕全国人们的唾骂。

 

　　第三个理念就是，职业道德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而是一种“准法律”，不仅仅需要遵守，还在于不遵守后所受到的惩罚，不仅仅是全国人们的舆论道德的制约、谴责，还在于甚至首先在于同行业的监督和制约，他/她首先损害的是同行业的形象和利益。北京大学的著名法学家朱苏力就曾以法律人的职业道德为例，这样论证道，“至于美国的司法职业道德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或准司法，是一种制度，与道德基本无关；相反，这种职业道德只是告诉律师、法官如何不从事某些不道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克林顿总统的多次答记者问或电视讲话中看到这种职业道德的实践”：“当有人问克林顿是否吸过大麻，他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违反过美国的法律（但后来，证明他在英国留学时吸过），后来他又说‘我没有吸入’，只是尝一尝…… [12]（着重号，笔者加）”。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制度理念，职业道德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至少在市场经济完善时是一种重要的基本制度，而我国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就是在2020年左右。

 

　　四、结语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的培养、完善，不是任何一个个人可以完成的，也不是仅仅通过一些道德责骂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是整个中国人的事业，我们不仅仅要从自己做起，还要将目标瞄向下一代或者说正在成长的一代，高职学院的学生就是他们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老师的我们能够推卸我们的责任吗？如果这样，我们的职业道德在什么地方去了？而且我们对他们进行职业道德观念的培养不能够简简单单、草草率率地完成，必须发现学生需要什么，理解什么，深入的让他们理解、熏陶出他们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他的方便而设下的 [13]，他们必须学会很多知识、技能才能生存下去或者说很体面地生活下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在这里不是一个“吾”，而是所有的“两课”老师，甚至是所有的老师。

【作者简介】
蒋志如，四川法学诉讼法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政理论、司法制度与诉讼法理论。

【注释】
[1]  一般来说，社会分工就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必定促进技术的发展，从而科学发展了（详细论述见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册，商务印书馆，第一章。）；其实该论点还应该论证详细一些，由于时间、篇幅的限制，只好从略了，以后有机会专门就这个问题予以分析与阐释。
[2]  比如说，前一、两年发生的哈尔滨“天价医疗事件”，以及前几天发生的海口一家医院对一位不能付费的老人以雇用的小车拉到一偏僻的地方扔下事件。
[3]  具体论述可参见费孝通先生关于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关系的的论述（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58页），而道德秩序的转换的道理是一样的，只需将“法治”、“礼治”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传统道德”。
[4]  根据一个人的生理成长规律，一个人的重要成长阶段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幼儿依附父母时期（人格与精神上的影响）、中学时期、以及大学时期（因为其有可能是他们最后的集中的、大规模的学习时间，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中国人的性格很多时候是在大学、大学以后才真正展示，也就是说，大学就是他们大学性格、人格的重要时期）。
[5]  详细可以参见：《中国人的高智商促进经济繁荣》，载于《参考消息》2003年11月13日，第8版。
[6]  详细可以参见：黄仁宇：《关系千万重》，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7]  具体阐释可以参见：郑永年：《新自由主义不是中国经改的唯一选择》，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www.zaobao.com/yl/yl070403_502.html，最后登陆时间2007年4月03日。
[8]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1，特别是第10页。
[9]  在《二刻拍案惊奇》一书中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位女性和另外一个男性（该男性本来就到处“沾花惹草”）通奸，村子里得每一个人都知道了，除了其老公。有一天，他老公也知道了，为了家丑不可外扬，他只要求其妻不再和奸夫来往就原谅她；但是这位女性却不愿意和其奸夫分开，就约定私奔，结果被另外一个人听见了，就冒奸夫的身份把那位女性拐走了；第二天，其老公一看妻子不见了和邻居们一起将奸夫扭送到衙门，作证是奸夫将其妻子藏起来，奸夫交不出人，就被知县关进大牢了。百姓齐声称赞知县英明。
[10]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人有想象，想象会让人的欲望甚至是良好的愿望在实现之后。不断产生下一个，没有永远的尽头（详见：罗素：《权力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页）；那么人的完全的发展权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11]  详见：《“毒蛋”事件再次升级福建两种品牌鲜鸡蛋含“苏丹红”》，//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22日10:15。
[12]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注释9。
[13]  具体论述请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