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行彩礼返还规则的分析与思考
如何认识彩礼的性质
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了以下返还彩礼的规则：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那么，究竟其返还的根据何在？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彩礼的性质。
目前在学界，关于彩礼的性质主要有三种学说：
第一种是附义务的赠与说。《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由此可见，附义务的赠与是一种受赠人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虽然在一般的赠与中，受赠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但附义务的赠与中所附义务并不是赠与的对价，因而其仍具有单务性和无偿性。如果受赠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所负义务，赠与人是不可以此为由而不履行其赠与义务，但是在赠与人履行了给付义务之后，受赠人仍不履行义务的，赠与人则可行使撤销权，要求受赠人返还所赠财物，当然也可请求受赠人履行义务。初一看，这种学说确实符合彩礼的特征，但是，细细思量，并不可取。首先，附义务的赠与中所附义务必须合法，不得有违法律规定，把结婚作为赠送彩礼所附之义务，明显违背了当事人婚姻自由的权利。其次，附义务的赠与在赠与人完成了给付义务之后，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履行事先约定的义务。照此推理，在彩礼纠纷中，如果一方违反婚约，另一方则能以已给付彩礼请求对方履行结婚的义务。因此，附义务的赠与说不能够准确解释彩礼的性质。
第二种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 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是指以将来可能发生的客观事实的成就作为赠与失效的条件。《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合同中所附的解除条件必须是将来可能发生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并且该约定不得违背法律要求。倘若将彩礼视作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而把结婚作为赠与彩礼所附之条件，首先有违当事人结婚自主的权利，违反了婚姻法有关婚姻自由的规定；其次，把不能结婚作为撤销彩礼赠与的条件，其逻辑结果必会步入买卖婚姻的泥潭之中。
第三种是目的赠与说。所谓目的赠与，是赠与人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为的赠与。追求某种目的和结果是目的赠与区别于其它赠与的标志。如果赠与的目的不能实现，赠与人不得请求受赠人帮助其达到目的，而只能请求返还所赠财产。彩礼是一方为了能够与对方结婚而向其赠与的财物，如果双方缔结婚姻关系，赠与方赠送彩礼之目的就会实现，就不会发生彩礼返还的问题。如果因种种原因没能结婚，赠与方就会以结婚的目的落空为由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因此，目的赠与说能够解释赠送彩礼的性质。同时，它又与附义务的赠与说和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有着本质的区别。附义务的赠与说把结婚作为赠与中的约定义务，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把双方不能结婚作为赠与的解除条件，两者都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
以上只是学界关于彩礼性质的讨论，但在实际生活中，彩礼案件通常都是在彩礼交付之后，由于双方不能缔结婚姻，而引发的纠纷，由于我国不承认婚约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请求返还方就不可能基于违约要求返还所赠财产，另外婚约作为一种牵涉人身关系的合议，又不能简单的用《合同法》来衡量，因为《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我们就只能依据公平原则，就是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能体现公平合理。所以在婚约解除后，结婚目的已不能实现，返还彩礼理所当然。
司法实践中的困惑
虽然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规定了三种情形下的返还彩礼的规则，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彩礼的范围如何界定。是不是男女双方在恋爱中所有赠送的钱物都应返还？法律上的彩礼到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彩礼的名目可谓五花八门，只有准确界定彩礼的范围，才能切实维护好双方的利益，对此，司法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当然这也和我国复员辽阔，风俗习惯不同难以统一有一定的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有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1、关于共同花费。一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拿出部分彩礼用于共同花销，比如有的为举办婚礼而共同宴请宾客，有的用于共同学习某项技术，有的共同外出旅行，也有的纯粹共同用于朋友间的吃喝玩乐等，那么这些费用是否在计算返还数额时予以扣除，如果单纯依照返还规则，很可能造成显失公正的后果;2、关于相互赠与财物的问题。在恋爱中，男女双方为了表达心意，通常都会赠与对方定情物、信物等，可以说，这些物品，有的是为了结婚而为的赠与，有的是一方自愿赠与另一方而纯粹与结婚目的无关，对于该类财物，赠与方如果也要求返还，就会有赠与物可以随便撤销之嫌，法官也不可能明知当事人的心理状态；3、关于亲人赠与财物的问题。一般来讲，对于新人，双方的亲属都会有一定物品或现金的馈赠，对于这部分财产，如果明确是特定给个人的财物，当然应按个人财产来处理，而如果是赠与两个人的，就存在共有分割的问题，比如某些地方俗称的“磕头礼”，如果一概不予认定或只认定为一方所有，就会有违公平。
二、案件诉讼主体如何确定。实际生活中，婚约彩礼的给付、接受，并不仅仅在婚约当事人双方之间直接发生，往往是一方的父母或亲属通过婚姻介绍人给付另一方父母或亲属。那么，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目前，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婚约财物纠纷案件，诉讼主体有的列婚约关系的男女本人，有的列婚约关系男女双方父母，有的列男女双方及其父母等，很不统一。在实践中，诉讼主体的确定应区分以下情形：（1）、彩礼的给付、接受，只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之间，给付人给付的是自己个人财产，接受人接受的彩礼未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彩礼成为了接受人的个人财产，诉讼主体可列男女本人；（2）、彩礼的给付、接受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或发生在双方父母、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但给付的是家庭共同财产，接受彩礼是以家庭方式出现的，诉讼主体可列包括男女本人和双方的家庭成员。如果象这种情形诉讼主体只列男女本人，往往不利于这类纠纷的解决。因为给付的彩礼是家庭共同财产，接受以后被接受的家庭占有，只列男女本人，给付方的权利会就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甚至法院判决返还的彩礼也很难得到执行。
三、不区分主观过错，如何保护妇女的权益。 按照现行的彩礼返还规则，只要属于解释的三种情形，女方所收的彩礼就在返还之列，但这个规则其实是与现实的风俗习惯相悖的。按民间通常的做法，如果是因为男方的过错导致婚约解除，或由男方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女方一般不予返还或者部分返还彩礼，如果是女方的原因提出解约，则女方全额返还，实际上这种民间规则也得到了当事人的习惯性认可，而解释的出台则打乱了这一习惯。现实中，有很多彩礼返还案件，女方并无过错，有的确属男方始乱终弃，见异思迁，但男方也理直气状要求依法返还彩礼，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律的公平精神相悖，不能体现法律保护妇女，保护弱者的基本原则。再有就是人格尊严的问题，虽然说男女平等地享有人格尊严，但是在彩礼返还案件中，我们接触到的更多的是女方名誉受损的情况，而返还规则也没有涉及关于精神损失层面的问题，事实上女方也很难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补偿。目前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传统文化烙印很深的社会，各种民风、民俗、乡规、民约相互交织，民间朴素的思维方式常与法治的价值取向不相统一。如果只是让法官手拿法律的利器，简单地用法律解释去处理彩礼问题，就会脱离社会，远离民众，为办案而办案，这样无疑会使得司法权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四、“同居生活”如何界定。解释规定的情形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问题在于“共同生活”的标准是什么？洞房花烛之后就两地分居算不算共同生活？小鸳鸯天各一方只是不定期的相聚算不算共同生活？未同居生活的证据当事人怎么来举？这都给法官具体操作带来不少困难。而且，解释只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未同居生活的情况，但是现实生活中，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却事实上同居的不在少数，是不是只要是未办结婚登记手续，无论是否同居生活都应该无条件返还彩礼？如有的当事人双方已同居几年，男方想解除同居关系，以未办理结婚手续为由，要求返还彩礼，此时若女方已将所收彩礼用于同居后共同生活的，法院应该怎么办？是严格执行法律解释，不管社会效果，还是可减少返还数目或不予返还，这些给基层法官处理案件带来许多困惑。
五、“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如何界定。生活困难分为绝对困难和相对困难。所谓绝对困难是指实实在在的困难，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谓相对困难可以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相对于原来生活条件来说变得困难了。如果以生活困难作为一项参考因素，体现法律以及审判实践对生活确有困难一方的帮助，这无疑是对接受彩礼一方提出了一个较高标准的要求。那么就应该采用一个客观化标准，统一加以判断，不能无限度的让接受彩礼的一方做出让步。因此，这种因给付造成的生活困难，必须是导致生活的绝对困难而非相对困难。《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婚姻法》解释（一）对“生活困难”也做出了解释， “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实践中，法官只能依据此条作出一定的判断。另外，合法的婚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果要求返还彩礼一方对婚姻的破裂存在过错，而另一方并无任何过错，法院是否还应该严格按照解释的规定判决予以返还？如果判决，就会造成男方不会为其过错担负责任的后果。
六、彩礼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关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法律应当明确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即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产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赠送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赠与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因此，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且多为亲友证言，通常证明力较弱。实践中，许多彩礼案件的证人都是婚姻介绍人，而婚姻介绍人又常常与一方有亲属关系，发生纠纷后，有的不愿出庭作证，有的即使出庭作证，也不能保证会做到客观中立，这些都会直接导致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的不满，给法官的调解工作带来困难，一些地方实行的司法鉴证工作对解决此类问题有所帮助，就是由基层司法所对婚约当事人双方的礼金进行司法鉴证，如果出现纠纷，当事人可以持司法鉴证书向人民法院举证彩礼情况，这种做法值得推广，但毕竟只是一种新的尝识，群众的接受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程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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