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　法律监督　条件　保障
　　论文内容摘要：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二者同样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客观要求。法律的正确实施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和遵守，所以，构建和谐社会能够为实施法律监督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而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共振是建立在法治和正当秩序基础之上的，因此，加强法律监督同样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制支撑和保障。

　　一、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都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从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方向看，法律监督是完善国家法制、保障和健全社会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体制下，法律监督的实现方式是不同的。在西方国家，法律监督(Legal supervision)并不象我们这样由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行使，而是通过分权制衡的途径来完成。因此，从西方的法律辞典中就很难找到“法律监督”一词的确切用语。在我国，法律监督已经成为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可分离的基本内容。而在学术上，法律监督这一概念一般被理解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的法律监督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狭义上的法律监督则是仅指专门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在我国是特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本文中所讨论的，主要是指狭义上的法律监督。
　　强调法律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相联系的。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一方面，它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它集中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享有决定、实施国家重大事项和组织、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集中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一切国家权力的运行。但人民群众个体监督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人民群众的监督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专门的国家监督机关来行使监督权，以保证人民监督意志的最终实现。权力需要进行监督，权力必须进行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是社会实践所反复验证过的真理。特别是那些涉及民生利益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更是需要监督。这不仅是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也是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所以，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权，代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法律监督，从根本上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是符号社会民主与法制发展要求的。从社会民主与法治角度来思考，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授权下，将检察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独立出来，作为实施专门法律监督的权力体系，是人类法制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
　　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提出来的、具有全新内容的一项重要举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无论是自然界的进化还是人类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和谐。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和谐在人类进化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够与自然界长期和睦相处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奋进不断地向周围环境寻求“和谐”的条件，从而超越了其他一切灵长类动物而成为主宰地球的“智者”。没有适应人类生存的“和谐”的条件，人类要么夭折、灭绝，要么停止进化而类同于其他动物。这种“和谐”的环境也就是人类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取得的生存条件，它无疑凝聚了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本质含义。
　　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的进化具有同样的运行规律，和谐会促进一种社会制度的进步；相反，不和谐也会导致没落制度的消亡。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不都是在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中灭亡的吗?社会的和谐要求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各种要素均处于相互协调的状态。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应当是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机制在不断地完善和创新，整个社会处于稳定有序的健康状态。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相依存的社会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处于变革和完善时期。我党在这一特定的、关键的历史时期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具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紧紧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把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作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把和谐的政治、和谐的经济、和谐的文化、和谐的自然以及和谐的人类群体融为一个整体的和谐社会，科学地归纳和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
　　
　　二、和谐社会为加强法律监督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与条件
　　
　　说到社会和谐，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确，几千年漫长的中国文明历史表明，中国是一个十分崇尚道德文明的泱泱大国，而道德与和谐之间具有内在的、实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有的人认为，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与西方的“法”相比，中国的“和”一点也不逊色，可谓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建宁这样说：“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当生活中一旦出现矛盾时，人们总是用“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平和吉利的语言来开导和劝说。强调厚德载物，功德并用的传统信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德的宽容精神。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和”，已经完全远离了古代人的思维范畴，而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全新的社会主义道德理念。所以，我们必须抛弃没落统治阶级倡导的那种无原则的“和”，而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在矛盾和斗争中求统一与和谐的“和”。只有这样的“和”，才能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尽管法律监督主要侧重于事物的矛盾与斗争方面，但是这种产生于事物相互排斥和斗争中的功能并不是无条件地存在的。法律监督的本质特征是表现为社会政治结构内部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的形式以不突破矛盾存在体的上限为界线。简单地说，就是统治阶级立足于对自身内部矛盾和问题的协调和解决。因此，在运用监督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依法律、讲政策、讲策略、顾大局，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不容突破的总体范围之内，这就不得不要求具有一个社会总体上的协调与一致。如果只讲监督，不讲和谐，我们就可能把监督视为一种“斗争”，而这种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可能使我们重新来演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哲学。“四人帮”一伙曾唯恐天下不乱，用所谓的“斗争哲学”来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企图把社会的发展引入历史的歧途。所以，今天我们讲监督，其监督的手段和范围应当局限在政策和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内，应当局限在人民群众认同和赞成的范围内，在监督过程中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和谐的社会前提是加强法律监督必不可少的。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在安定有序的社会条件下，法律监督才会真正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举措。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在十九世纪中叶连中国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社会效果，今天已经完全成为现实。就是充满盛誉的十七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也不过如此。空前未有的社会变革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民主法制问题、公平正义问题、腐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有关，并且很多方面还需要通过进行法律监督来加以解决。与此同时，这些问题又直接地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为一个繁荣昌盛、国强民富的国家，不可存续在一个纷乱无章、肆意违法、权力滥用的恶劣社会环境中。这些都说明，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法律监督都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建立和谐的、适合国情的良好社会体制，是保障一个国家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基本前提，也是保证法律得以公正实施、正确实施的基本条件。
　　三、法律监督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撑和保障
　　
　　法律监督是社会法治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社会由无序到有序，由自然走向理性，由法治取代人治，表明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中主观世界与客观规律的矛盾运动。法律在整个社会进化过程中始终承担了其他统治工具所不可取代的职能作用。但是，法律首先是表现为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治理目的所事先设定的行为准则与活动规则，人类酷爱自由的本性决定了人们的行为与法律所设置的行为框架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于是违法和犯罪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同步相行。潘恩曾经这样说过：“在人类中占支配地位的秩序，多半不是政府造成的结果。这个秩序发端于社会的原则和人的天性。它在政府产生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即使政府的那一套被取消了，它还会存在下去。”
　　有的人认为，西方法治中并不存在法律监督问题，理由在于他们是完全依靠三权分离来制衡和牵制。其实这种解释也未免会让人信服。确切地说，西方的法律监督主要是通过分权和制衡的形式来实现的，而不是没有法律监督。如果没有法律监督，法官仅凭自己的良知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如何得到纠正?警察以国家或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随意侵犯公民人权的行为怎么得到遏制?难道社会能够容忍这些错误与违法行为的存在吗?绝对不会的。社会需要对法权的运用设置一道防线，以防止权力的膨胀和无限蔓延，法律监督是对法权进行约束的最好手段之一。因此，只要社会存在执法、司法行为，就少不了法律监督。
　　其实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已经明晓。秦始皇立国之初。就设立了履行法律监督之职的“御史大夫”。中世纪法国国王派往法院的“代理人”，亦即后来的检察官，目的也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为了把官司打赢，保护王室利益：另一个则是为了监督法官的审判，维护司法公正。任何明智的统治者都清楚，制度和法律是南人们制订出来的，它需要人们去自觉地遵守。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又往往受到人们自由行为的挑战。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能够依法行为，但少数人也可能不遵纪守法，甚至以身试法违法犯罪。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在国家执法、司法机关，其引起的后果将会更为严重，就象弄脏水源一样地把法律毁坏。所以，设立特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来进行监督是保证法律公正实施的必要条件。
　　在社会不断向文明挺进的道路中，法律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日趋紧密相联。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法律行为规范，民主与法治同步发展，社会充满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中，社会一定是安定有序，文明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诚信友爱，和睦相处的。而这种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必须抵御来自与法律相佐思想和行为的干扰和破坏，在更大的程度上要防止来自执法、司法权力自身的毁坏与侵蚀，必须利用监督手段来保障执法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所以，离开了法律监督这一有效工具都是难以达到的。
　　在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权模式下，以宪法的明确授权设立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综合反映。我们不搞三权分立，而国家执法权、司法权又离不开监督，不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何路之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就曾明确强调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目前，执法、司法不公，社会缺少公平正义，公民的人权还屡遭侵犯。这些现象都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通过法律监督来制约与矫正这些与法律实施相悖的行为，不失为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
　　从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上看，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监督”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是排斥，强调的主要是制约与克服：而“和谐”则主要是讲事物之间存在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他们之间包含着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说：“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就是说，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达成共同的价值取向。法律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这种矛盾的辩证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恰当运用。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刘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