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经济犯罪的法经济学分析

【正文】
    

【作者简介】
蒋煌荣，东海大学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注释】
[1] 本文第肆部份之部分內容，已於2008年在台灣法律網、北大法律網刊載過，茲再增修補充，以彌補原文之粗率簡陋。感謝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馬躍中博士不吝指正。本文文責筆者自負，與他人無涉；如有疏漏之處，僅此致歉，尚祈各界方家不吝賜教是幸。
[2] 有關我國洗錢防制法之規範目的或功能，可參閱林志潔著，〈防制洗錢之新思維--論金融洗錢防制、金融監理與偵查權限〉，《檢察新論第三期》，頁265（2008年1月）。有關我國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理由可參閱馬躍中著，〈兩岸洗錢刑事立法之比較研究--刑法全球化的思考〉，《財產法暨經濟法第十九期》，頁116、117（2009年9月）。有關我國財產來源不明罪之立法理由可參閱邱忠義著，〈財產來源不明罪與貪汙所得擬制之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164期》，頁82（2009年1月）。有關刑罰積極主義的刑事政策走向可參閱謝煜偉著，〈檢視日本刑事立法新動向--現狀及其課題〉，《月旦法學雜誌第165期》，頁165、166（2009年2月）。
[3] 洗錢罪可視為經濟犯罪（business crime, economic crime）的一種態樣；所謂經濟犯罪是一種侵害國家整體經濟、制度及政府部門的可罰行為，包含「白領犯罪」；財經刑法學者陳志龍稱之為「財經犯罪」，參閱氏著，《財經發展與財經刑法》，元照出版，頁26、27（2006年12月初版第1刷）。有關經濟犯罪、白領犯罪、洗錢罪可參閱林東茂著，《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頁167以下、264（2009年4月第1版）。儲槐植著，《美國刑法》，北京大學出版，頁215、216、227（2005年2月第3版）。有關德國及歐盟的洗錢刑法發展歷程，可參閱馬躍中著，〈從刑法全球化的觀點思考我國洗錢之刑事立法--以法人犯罪與資助恐怖主義的立法為例〉，《馬躍中博士近五年著作目錄暨全文》，自刊，頁6（2009年04月）；以及馬躍中著，前揭（註2）文，頁119至125。李聖傑著，〈洗錢罪在刑法上的思考〉，《月旦法學雜誌第115期》，頁47（2004年12月）。
[4] 林志潔著，前揭（註2）文，頁265。
[5] 陳志龍著，前揭（註3）書，頁17至21。本文對於立法政策、立法裁量或刑事政策等概念，僅取其大同之處，並無區別其小異之處，乃為行文之便。
[6] 邱忠義著，前揭（註2）文，頁82。
[7] 林東茂著，前揭（註3）書，頁265。李聖傑著，前揭（註3）文，頁54、55。
[8] 馬躍中著，前揭（註2）文，頁118、119。
[9] 謝煜偉著，前揭（註2）文，頁167至170。
[10] 謝煜偉著，前揭（註2）文，頁167。
[11] 陳志龍著，《辯證與法學》，翰蘆出版，頁18、80、81（2008年12月初版）。
[12] 所謂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原本主要是指經濟、貿易和金融的概念--跨國貿易和專業分工，以及無國界的資金自由且快速流動；參閱ALAN GREENSPAN著（林茂昌譯），《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 in a New World.（我們的新世界）》，大塊文化出版，頁414、415（2007年9月初版）。後來全球化的概念，衍生出新的範疇--包含思想、知識、文化、公民社會、環保運動...等，可說逐漸與各國的法律制度發展聲息相通；參閱JOSEPH E. STIGLITZ著（李明譯），《MAKEING GLOBALIZATION WORK（世界的另一種可能）》，天下文化出版，頁24（2007年6月29日第1版）。
[13] 馬躍中著，前揭（註2）文，頁118。
[14] 李聖傑著，前揭（註3）文，頁47。
[15] 李聖傑著，〈洗錢行為的認定〉，《台灣本土法學第85期》，頁233（2006年8月）。
[16] 馬躍中著，前揭（註2）文，頁120。
[17] 林東茂著，《刑法綜覽》，一品文化出版，頁2-204、2-205（2004年9月）。王乃彥著，〈洗錢罪的保護法益與體系地位--以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為主題〉，《檢察新論第三期》，頁313（2008年1月）。
[18] 林東茂著，前揭（註17）書，頁2-204、2-205。
[19] 邱忠義著，〈與談人評論與回應〉，《檢察新論第三期》，頁323至325（2008年1月）。
[20] 儲槐植著，前揭（註3）書，頁227。李聖傑著，前揭（註3）文，頁46、47。
[21] 儲槐植著，前揭（註3）書，頁227。
[22] 李聖傑著，前揭（註3）文，頁47。
[23] 馬躍中著，〈德國洗錢刑法之立法演進及其發展趨勢--兼論歐盟反洗錢刑事立法及其分析〉，《洗錢防制工作年報》，頁73（2007年）。
[24] 有關德國刑法第261條的詳細規定，參照馬躍中著，前揭（註23）文，頁80。
[25] 馬躍中著，前揭（註23）文，頁74。
[26] 林東茂著，前揭（註17）書，頁2-204、2-205。林東茂著，前揭（註3）書，頁264。
[27] 馬躍中著，前揭（註2）文，頁136以下。
[28] 林東茂著，前揭（註17）書，頁1-136。
[29] 黃榮堅著，《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頁93、96、99、100（2009年3月第1版）。
[30] 謝煜偉著，前揭（註2）文，頁153、166、173。
[31] 吳景欽著，〈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入罪化的疑義〉，《月旦法學雜誌第164期》，頁66（2009年1月）。
[32] 儲槐植著，前揭（註3）書，頁237。Douglas. N. Husak著（謝望原等譯），《Philosophy Of Criminal Law（刑法哲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頁76、77（2004年1月第2版）。林東茂，前揭（註3）書，頁263。
[33] 陳志龍著，前揭（註11）書，頁7。
[34] 林山田著，刑法各罪論上冊，自刊，頁12、13（1999年9月增訂2版初刷）。
[35] Günter Stratenωerth, Lothar Kuhlen合著（楊萌譯），《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Ⅰ--Die Straftat（刑法總論Ⅰ--犯罪論2004年第5版）》，法律出版社，頁29、30（2006年2月第1版）。林山田著，前揭（註34）書，頁12、13。
[36] 王乃彥著，前揭（註17）文，頁311、312。「法益還原論」可參閱Günter Stratenωerth, Lothar Kuhlen合著（楊萌譯），前揭（註35）書，頁31。應用法益理論的辯證方法，對於研究或釐清刑法理論的爭議，有其知識論上的便宜性--能以較小的成本建構較完備的刑法知識體系。例如在考量刑事政策時，有三個主要的要素：行為違反社會倫理的程度、行為的社會危險性、有效預防或制裁的手段選擇。其中，行為違反社會倫理的程度及行為的社會危險性二者，即可應用法益理論的辯證方法，產生清楚且具有層升性的判斷標準。一般而言，生命法益重於身體法益，人格法益重於財產法益，國家（安全）法益重於社會（安全）法益。但在實務上，對於非價行為的評價，未必僅牽涉一種或一個法益。就算評價客體僅涉及單種或單一法益，在同種或同一法益之間，未必無模糊地帶；洗錢罪、贓物罪或毒品罪，均有類似的困境。這是法益理論的辯證方法，所無法突破或先天即具備的侷限性；亦可說是法益理論的辯證方法，受制於社會演變或犯罪發展而生的連動性。參閱東茂著，前揭（註17）書，頁1-6、1-7；陳志龍著，前揭（註11）書，頁7。Günter Stratenωerth, Lothar Kuhlen合著（楊萌譯），前揭（註35）書，頁30。學者許玉秀認為法益論其實與規範論相同，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偏向形式，後者偏向實質。所謂的法益，是指維持人類生存繁衍的利益；就此而論，法益論與法經濟學追求的效率其實相差無幾--都是強調社會福利，且兩者皆與規範論所謂的保護社會的同一性相當。參閱氏著，《當代刑法思潮》，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頁26、27（2005年11月第1版）。
[37] 馬躍中著，前揭（註23）文，頁75、78。
[38] 吳庚著，《政法理論與法學方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頁294（2007年10月第1版）。
[39] 修辭法學的套套邏輯（tautology），參閱EVELINE T. FETERIS著（張其山等譯），《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N: A SURVEY OF THEORIES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JUDICIAL DECISIONS（法律論證原理--司法裁決之證立理論概覽）》，商務印書館，頁48（2005年9月第1版）。其中，套套邏輯又稱為同義反覆，參閱NEIL K. KOMESAR（考默薩）著（申衛星、王琦合譯），《LAW'S LIMITS—THE RULE OF LAW A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RIGHTS（法律的限度--法治、權利的供給與需求）》，元照出版，頁215（2006年6月初版）。Günter Stratenωerth, Lothar Kuhlen合著（楊萌譯），前揭（註35）書，頁27。在邏輯學上，套套邏輯或套套言，其實用以表示邏輯的有效推論形式，但不能保證推論結果合乎真實或正確；參閱A. H. BASSON & D. J. O'CONNOR合著（劉福增譯），《INTRODUCTION TO SYMBOLIC LOGIC（現代邏輯引論）》，台灣商務出版，頁48（1995年2月修訂版第1刷）。
[40] 有關罪犯的腦神經之科學研究結果，可作為適用刑罰的參考。例如，對於反社會人格（APD）的暴力犯罪者，是否應以其大腦功能的缺失而減輕或免其刑責，按較新的腦神經科學之研究結果，多持保留的態度；並肯認個人責任原則在刑法的地位應予維持。不過，有關大腦功能的缺失，應到何種程度始可減輕或免其刑責，仍有進一步研究的可能。see BRENT GARLAND edited, NEUROSCIENCE AND THE LAW (MARK S. FRANKEL foreword ), at 59- 68, 217 ( 2004).有關司法精神醫學的定義，可參閱張麗卿著，《司法精神醫學》，元照出版，頁7至11（2004年9月第2版第1刷）。
[41] 法學或法律學必須使用各種科學方法做為研究方法，目前許多學者都已承認法學或法律學係屬社會科學之一門；參閱陳志龍著，前揭（註11）書，頁6。王澤鑑著，《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自刊，頁255（2007年9月11刷）。RICHARD A. POSNER著（蘇力譯），《OVERCOMING LAW（超越法律）》，元照出版，頁56（2002年11月初版第1刷）。蘇力著，〈也許還需要距離（譯序）〉，《正義/司法的經濟學（RICHARD A.. POSNER原著）》，元照出版，（2002年11月初版第1刷）。
[42] NEIL K. KOMESAR（考默薩）著（申衛星、王琦合譯），〈中文版序〉，前揭（註39）書。
[43] 按憲法學者李惠宗提出的「國民主權論」，本文認為民意及社會輿論促使立法機關，以正當民主程序制訂財產來源不明罪，即應推定為合憲。有關「國民主權論」參照氏著，《行政罰法之理論與案例》，元照出版，頁162、163（2005年6月初版1刷）。
[44] 有關性交易應否入罪化的問題，癥結在於實證經濟學的研究（或犯罪學的實證研究）結果是否合乎社會真實；即博識的法學大家林東茂先生所說的「法律的基礎是實證生活經驗」；參閱氏著，前揭（註3）書，頁33、34。有學者指出，性產業多為黑道或人口販子，以企業化經營並壟斷市場。而且，從事性交易者絕大多數是經由人口買賣，被強迫賣淫的弱勢婦女和兒童--許多來自第三世界的落後國家；故性交易的消費會助長第三世界弱勢婦女和兒童的買賣--此種情形亦多發生在以刑罰規範性交易的國家。但亦有經濟學者從歐美澳等國之性產業工會的發展，主張開放性交易產業並給予適當的行政管制，可以保護性工作者免於黑道或人口販子的挾持或威脅，並阻止黑道或人口販子壟斷性交易市場；對於性犯罪亦有疏導的效果。因此，性交易應否入罪化的癥結，其實不在於法釋義學的概念解釋或辯證是否圓滿；而在於考量社會成本（包含各種外部成本）的刑事政策是否妥當。換言之，就是以法經濟學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為基礎的刑事政策，能否增進社會整體福利，以達到柏拉圖最適之經濟效率的問題。在立法裁量權受到憲法原則--如保障人性尊嚴原則--的拘束之下，增進社會整體福利並保障人民之憲法權利，才是妥當的刑事政策。大法官會議以法釋義學的概念解釋或辯證，得出「罰娼不罰嫖」的法令違反平等原則，其實大有可議之處。如前所述，果真性產業多為黑道或人口販子，以企業化經營並壟斷市場，並強迫弱勢婦女和兒童賣淫；立法依裁量權將性交易評價為犯罪行為，本就符合大法官釋字第517號解釋的意旨，何來違憲？性交易的消費者基於人性或生物性的需求，在性工作者招徠之下，或以平和之方式達成合意性交並支付價金，實無可罰性或倫理上的可責性，未科以刑罰如何違憲？如此情況乃適用憲法平等原則之所謂「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具體實踐，怎會違憲？問題是檢察機關僅便宜起訴性工作者，法院對於幕後的黑道產業亦未予審究，認定犯罪事實有違經驗法則，才造成弱勢的性工作者成為刑罰的祭品。有大法官主張，多數受罰之性工作者乃社會弱勢，因缺乏謀生技能鋌而走險，情非得已，其情堪憫。這樣的主張與本文前開所述，考量實證經濟學的研究（或犯罪學的實證研究）結果，鮮有差異。但其立論較本文之論述，似有僭越立法裁量權之嫌。就此而論，足證本文之見解：「過度執著於法釋義學方法，或漠視法經濟學方法，可能有悖離法安定性原則，造成自我矛盾，或制訂、適用違憲法規之虞。」並未言過其實。
[45] 陳宜生、劉書聲著，〈熵與經濟和社會〉，《談談熵》，牛頓出版，頁193以下（1996年12月20日初版）。
[46] 此即著名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的「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是一切能用數目字管理」，及「資本主義的形成離不開法律」；參照氏著，《放寬歷史的視界（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CHINESE HISTORY）》，允晨叢刊19，頁107、114（1992年1月14版）。
[47] 林東茂著，前揭（註3）書，頁263。
[48] 黃榮堅著，前揭（註29）書，頁97、98。
[49] NICHOLAS MERCURO & STEVEN G. MEDEMA, ECONOMICS AND THE LAW--FROM POSNER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at 1 ( 2006 ).
[50] NEIL K. KOMESAR（考默薩）著（申衛星、王琦合譯），前揭（註39）書，頁228。有學者從法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將立法視為現代教條主義的原則和概念組織，認為法律只是統治社會的制度，是政府所決議的權力運作規則。see NICHOLAS MERCURO & STEVEN G. MEDEMA, supra note 49, at 28, 29.
[51] 李惠宗著，前揭（註43）書，頁153。學者王澤鑑認為所謂社會通念，乃多數人關於正義或社會價值的共識，亦為法官適用或解釋法令的參考標準，有助排除偏見而保障法安定性；參閱氏著，前揭（註41）書，頁249。
[52] 吳景欽著，前揭（註31）文，頁66。邱忠義著，前揭（註2）文，頁84。
[53] 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自刊，頁215（2005年10月增訂九版）。吳景欽著，前揭（註31）文，頁67。
[54] 張麗卿著，《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一品出版，頁52（2005年9月2版2刷）。
[55] 吳景欽著，前揭（註31）文，頁67。邱忠義著，前揭（註2）文，頁84。學者林東茂似亦認為刑法上之公務員，屬於最廣義的公務員；參閱氏著，前揭（註3）書，頁131。
[56] 馬躍中著，〈我國貪瀆刑事立法之研究〉，頁3（2009年4月）。
[57] 吳景欽著，前揭（註31）文，頁68。
[58] 吳景欽著，前揭（註31）文，頁69。
[59] 吳景欽著，前揭（註31）文，頁69。
[60] 林東茂著，前揭（註17）書，頁1-6、1-7。
[61] 林東茂著，前揭（註17）書，頁1-9。
[62] 馬躍中著，前揭（註56）文，頁2。
[63] NICHOLAS MERCURO & STEVEN G. MEDEMA, supra note 49, at 104, 105.
[64] 張麗卿著，前揭（註54）書，頁36。李惠宗，前揭（註43）書，頁152、155。
[65] Douglas. N. Husak著（謝望原等譯），〈中文版第二版序文〉，前揭（註32）書，頁2。
[66] 「民主黨籍的歐馬雷上周赴馬裡蘭州參議院報告，聲稱死刑案從起訴、定讞到執行的費用是關押一般殺人犯的三倍。他並坦言政府付不起。根據都市研究院的報告，由於上訴過程冗長，馬裡蘭州一宗死刑案約花費三百萬美元，其他非死刑案則約一百一十萬美元。美國目前仍有卅六州維持死刑，但碰上經濟不景氣，包括科羅拉多、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新罕布夏、馬裡蘭、蒙大拿、新墨西哥等州紛紛考慮廢除死刑，撙節開支。原本就反對死刑的馬裡蘭州州長歐馬雷（Martin O’Malley）也加入聲援行列，但這次反對死刑的理由不是因為他篤信天主教，而是因為不敵赤字重擔。」參照鍾玉玨著，〈省錢大作戰美多州擬廢死刑〉，中國時報（2009年2月26日）。
[67] DAVID D. FRIEDMAN, LAW'S ORDER—WHAT ECONOMICS HAS TO DO WITH LAW AND WHY IT MATTERS, at 286, 295, 316, 317 ( 2000 ).所謂的經濟效率、效用、社會成本、等概念，從法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其實就是大陸法系所稱之正義。see NICHOLAS MERCURO & STEVEN G. MEDEMA, supra note 49, at 94.
[68]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LAW & ECONOMICS, at 506, 513-515 ( 2008 ). DAVID D. FRIEDMAN, supra note 67, at 225, 226.
[69] DAVID D. FRIEDMAN, supra note 67, at 231, 232.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supra note 68, 489, 490.
[70]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supra note 68, at 486-489, 491-493.
[71] 類似大陸法系所說的防止犯罪特權的正義；參閱林東茂，前揭（註17）書，頁1-5。
[72] DAVID D. FRIEDMAN, supra note 67, at 231.
[73] Avinash K. Dixit（阿維納什?迪克西特）著（鄭江淮、李豔東、張杭輝、江靜合譯），《Lawlessness and Economics：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法律缺失與經濟學：可供選擇的經濟治理方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4、13、51、52（2007年5月第1版）。
[74] DAVID D. FRIEDMAN, supra note 67, at 238, 239.
[75] NICHOLAS MERCURO & STEVEN G. MEDEMA, supra note 49, at 289.
[76] DAVID D. FRIEDMAN, supra note 67, at 227, 228, 235.
[77] 2006年施行之新刑法第19條的修正理由，即明文支援對責任能力採生理學與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較優。
[78]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supra note 68, at 487,488.
[79] NICHOLAS MERCURO & STEVEN G. MEDEMA, supra note 49,at 13.
[80] 許玉秀著，前揭（註36）書，頁58、59、61、63。
[81] 參照台灣高等法院94年法律座談會刑事提案第6號。
[82] 王澤鑑著，前揭（註41）書，頁228、230。
[83] NICHOLAS MERCURO & STEVEN G. MEDEMA, supra note 49,at 256.
[84] DAVID D. FRIEDMAN, supra note 67, at 224, 230.
[85] MICHAEL PARKIN, ECONOMICS, at 587 ( 1996 ).
[86]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supra note 68, 524.
[87]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supra note 68, 515, 524.
[88] 馬躍中著，前揭（註23）文，頁69。馬躍中著，前揭（註56）文，頁5。
[89] 陳志龍著，前揭（註11）書，頁80、81。
[90] 吳庚著，前揭（註53）書，頁294。
[91]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PATH OF THE LAW & THE COMMON LAW (FOREWORD BY J. CRAIG WILLIAMS, ESQ ), at 31,32 (2009).
[92] RICHARD A. POSNER著（蘇力譯），前揭（註41）書，頁6。
[93] RICHARD A. POSNER著（蘇力譯），《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法理學問題）》，元照出版，頁31、33、39（2002年11月初版第1刷）。
[94]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supra note 91, at 31.
[95] RICHARD A. POSNER著（蘇力譯），前揭（註93）書，頁13。
[96] RICHARD A. POSNER著（蘇力譯），前揭（註93）書，頁33至38。
[97] 王澤鑑著，前揭（註41）書，頁227。王澤鑑著，《民法總則》，自刊，頁64、65（2006年8月再刷）。
[98] 許玉秀著，前揭（註36）書，頁9、11至14。
[99] 儲槐植著，〈美國刑法的價值基礎--第二版代前言〉，前揭（註3）書，頁5。
[100] 吳庚著，前揭（註38）書，頁294。
[101] 儲槐植著，〈美國刑法的價值基礎--第二版代前言〉，前揭（註3）書，頁6、7。
[102] 林東茂著，前揭（註17）書，頁2-204、2-205。
[103] 王乃彥著，前揭（註17）文，頁311、314。邱忠義，前揭（註19）文，頁325。
[104] 甘添貴著，《罪數理論之研究》，元照出版，頁11（2008年6月初版）。
[105] 邱忠義著，前揭（註19）文，頁325。
[106] 有關湮滅證據罪及其前行為的犯罪之關係，在學說及實務上較無爭議—均屬不罰之後行為；但有關侵害屍體罪與殺人罪的關係，學者間的見解不盡相同。本文較贊同學者甘添貴的見解，主張殺人後毀屍滅跡者，應適用數罪併罰；實務上亦有認同者。參閱甘添貴著，前揭（註104）書，頁213、214。林東茂著，前揭（註17）書，頁2-290。張麗卿著，前揭（註54）書，頁431。
[107] 馬躍中著，前揭（註23）文，頁60。
[108] 陳志龍著，前揭（註2）書，頁87至90。
[109] 適當的行政管制相較於嚴刑峻罰，更能充分發揮法律的經濟效率；參閱曲振濤、楊愷鈞合著，《法經濟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頁150（2006年9月1版）。
[110] 柯耀程著，《變動中的刑法思想》，瑞興圖書出版，頁453（1999年9月初版）。
[111] Douglas. N. Husak著（謝望原等譯），前揭（註32）書，頁347。林東茂著，前揭（註17）書，頁1-5。蔡墩銘著，《刑法精義》，翰蘆出版，頁7至9（1999年9月）。
[112] RICHARD A. POSNER著（蘇力譯），前揭（註41）書，頁338。DAVID D. FRIEDMAN, supra note 67, at 317.
[113] 行政法學者對行政犯的見解，範圍較廣—包含可科處刑罰或行政罰者；參閱吳庚著，前揭（註52）書，頁470至475。李惠宗著，前揭（註43）書，頁9。另有學者提出「質量差別說」；參閱何子倫著，〈刑事犯與行政犯之區別初探〉，《憲政(研)092-005號》，（2003年1月28日），//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2/CL-R-092-005.htm，2009年10月08日造訪。但刑法學者對行政犯的見解，範圍似僅限於適用刑罰（行政刑法）者；參閱蔡墩銘著，前揭（註111）書，頁49至53。
[114] 李惠宗著，前揭（註43）書，頁12至15。
[115] 許玉秀著，前揭（註36）書，頁50。
[116] 似與大法官釋字第602號解釋理由書中所說的「社會通念」相當；74年臺上字第4225號判例所述之「實質違法性」，或「按一般社會倫理觀念有科以刑罰之必要」，均足資參照。
[117] 張麗卿，前揭（註54）書，頁165至169。林東茂，前揭（註17）書，頁1-101。
[118] Günter Stratenωerth, Lothar Kuhlen合著（楊萌譯），前揭（註35）書，頁86、87。
[119] 何子倫著，〈論刑法之行政從屬性〉，《憲政(研)092-051號》，（2003年12月24日），//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2/CL-R-092-051.htm，2009年10月08日造訪。
[120] 吳景欽著，前揭（註31）文，頁65。
[121] 以上四例並無脫法或違法，只是凸顯稅捐機關可發揮良好之監控人民所得的效率。
[122] 劉飛著，《反洗錢金融立法與洗錢犯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頁75（2005年9月第1版）。
[123] 林志潔著，前揭（註2）文，頁271、272。
[124] 馬躍中著，前揭（註3）書，頁55。
[125] 林志潔著，前揭（註2）文，頁272、273。
[126] 黃元冠著，〈與談人評論與回應〉，《檢查新論第三期》，頁279（2008年1月）。
[127] 曲振濤、楊愷鈞合著，前揭（註109）書，頁132。
[128] NICHOLAS MERCURO & STEVEN G. MEDEMA, supra note 49, at 202 (2006).
[129] 陳新民著，《反腐鏡鑒的新加坡法治主義--一個東方版的法治國家》，法律出版社，頁132至147（2009年4月第1版）。
[130] 何鵬著，〈序〉，前揭（註122）書，頁1、2。林志潔著，前揭（註2）文，頁271。
[131] 實務亦有類此見解；參閱黃元冠著，前揭（註126）文，頁277。
[132] Michael Parkin, supra note 82, at 53-55.
[133] 邱忠義著，前揭（註2）文，頁78、80、81。吳景欽著，前揭（註31）文，頁58、59。
[134] 基本權的保障不論在私法或公法領域，都應受到政府（行政、司法、立法）的保障；參閱王澤鑑著，前揭（註41）書，頁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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