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羁押制度存在问题及改革完善的建议（上）

摘要： 羁押制度存在两方面的问题：该制度设计不合理，适用现状堪忧；价值理念存有偏差，救济保障功能不足。应改革羁押制度，修改相关条款，确定科学公正的羁押期限，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不受非法侵犯。

关键词： 羁押 制度 问题分析 改革完善 建议

本文中的羁押指的是未决羁押，未决羁押对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及时追究和惩罚犯罪十分重要，但这项制度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对未决羁押的权力设置存在弊端，急需要通过立法完善、制度改革，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不受非法侵犯。
一、羁押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羁押制度设计不合理，适用现状堪忧。
1、羁押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羁押率较高。羁押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羁押适用的程度，我们的羁押适用太过普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和惯例而存在。另一方面，超期羁押尚未根除。羁押超越法定期限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和对程序法律的践踏，是久治不愈的司法顽症，虽经多次专门治理受到了控制，但这一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羁押期限和审查起诉、审理期限的规定的顽症并未完全消除。
2、刑事拘留后的羁押情况分析。刑事拘留条件宽泛，造成羁押时限的滥用。刑诉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七项刑事拘留的条件，其中有关“身份不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规定，这显然更多地考虑了案件的复杂和侦查的实际需要，而忽略了刑事拘留适用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时，刑事拘留羁押期限过长，个案条件普遍化适用问题突出。刑事拘留是一种紧急处分措施，随之而形成的状态就是羁押，而这一羁押的期限却明显过长。刑诉法规定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但同时又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而这种延长只须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这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公安机关普遍利用，造成很多案件在接近7日或30日这个“临界点”时才提请逮捕。
3、逮捕后的羁押情况分析。首先，从程序公平的角度来说，羁押是否正确合法，不能仅凭侦查机关一家之言，应同时听取被羁押人的陈述和意见。而逮捕的有权决定机关是检察院和法院，在审查或决定逮捕的时候都无听证的程序，目前的批捕程序也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口头讯问，但犯罪嫌疑人没有机会与侦查人员对质，因而很难改变在逮捕以前形成的单一有罪供述的不利影响。其次，逮捕后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规定存在漏洞。一般情况下，逮捕后的羁押不得超过两个月，但在法定特殊情况下，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可以分别由上一级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批准，分别延长一个月、两个月，算来最长达到七个月。刑诉法还确立了三项规则，赋予公安、检察机关更大的延长羁押期限余地：一是在侦查期间“发现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公安机关可自行决定“自发现之日起重新计算羁押期限”。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只要发现嫌疑人犯有两项以上罪行的，都可以在羁押期限满7个月之前，反复重新计算羁押期限，逮捕后的羁押可随着罪行的增加而自动延长，这无疑于将一部分逮捕的决定权授予了公安机关。二是“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只要证据尚未达到提起公诉、定罪所需要的证明标准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又不确定，公安机关就可以将业已实施的羁押不予计算，而一直无限期将嫌疑人羁押下去，这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让公安机关自行掌握羁押期限。三是管辖争议的解决没有时间上的界定，扯皮现象严重。刑诉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刑诉法规定了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改变案件管辖的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但是，没有规定解决案件管辖争议的时间和拖延案件处理应承担的责任。
(二)价值理念存有偏差，救济保障功能不足。
1、设置理念局限和价值取向偏差。首先，“犯罪控制”的诉讼理念太强，主要表现为：公安、检察、法院均有采用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或制约；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操作方便，公安、检察和法院均可各自采用；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有权决定逮捕而无须经过检察机关的监督。其次，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根深蒂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而我们的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常让位于惩罚犯罪的需求，羁押因此成为一种常态而非例外，这与从官方到民间普遍存在的“有罪推定”思维定势有关。再次，以侦查为重心的刑事诉讼构造亦有弊端。我们的刑事诉讼采用的是诉讼阶段论。侦查是刑事诉讼的起点，绝大部分的证据都要由侦查机关收集，侦查的成败决定着国家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能否实现。由于侦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证据、查清事实，从而使羁押的工具价值倍受侦查机关青睐，造成羁押普遍化、工具化、羁押率过高及超期羁押的现状。
2、权力配置不尽合理。首先，羁押场所侦查化。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侦查机关和羁押场所相分离的制度．将羁押场所置于第三方机关的控制之下，从而避免侦查机关利用羁押的便利对被羁押人员采取各种不恰当的或者非法的侦查手段。我们的羁押由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控制下的看守所执行，直接影响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其次，羁押权力失控。有权力就要有制约，羁押因其本身的严厉性和可能对被羁押人造成的严重侵害，要求我们必须从权力行使的角度对其加以严格控制。刑事拘留，是由侦查机关自行做出决定，不受相应的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检察机关虽然具有法律监督职能，但同时还承担着控诉的职能，这种双重角色使得检察机关很自然地与公安机关站在共同完成控诉活动的立场上，难以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再次，羁押措施不独立。羁押应该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一样，独立地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我们却将它作为拘留和逮捕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使它成了刑事诉讼的“附属措施”。羁押措施的不独立还表现在我国无专门的羁押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实际与各诉讼阶段的“办案期限”完全一体。[1]不论诉讼活动继续进行还是暂时中止，甚或是从审判、审查起诉阶段分别倒退回审查起诉、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都会自动地加以顺延。如公诉人发现有罪证据不足的一般会提出延期审理请求。很明显羁押不仅依附于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还服务于侦查、审查起诉活动的需要；在期限上也不独立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诉讼活动的期限。这充分显示出未决羁押的适用几乎不受任何独立的司法控制，而成为一种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工具。
3、救济保障功能不足。首先，司法实践中羁押缺乏必要的审查程序。我们的做法是，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属于侦查阶段羁押的自然延续，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不会就是否继续羁押嫌疑人的问题举行任何形式的审查；在审判阶段，法院在开始审判程序之前并不需就羁押的合法性问题举行任何形式的司法听审或者听证。如果不发生例外情况，这些阶段的羁押会随着诉讼活动的进行而相应地延续下去。毫无疑问，司法复查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及时发现非法羁押现象，并对在羁押理由和必要性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及时解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使被羁押者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司法救济。其次，超期羁押责任难以追究。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使我们关注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如何量刑，而忽视对被羁押人的羁押期限之类的程序性问题。对超期羁押这种程序违法，由于责任分散而难以追究责任，除非办案人员有渎职的行为。反过来，正因为对超期羁押的责任追究不到位，所以司法工作人员才敢于超期羁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