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新观念与中国的亚太安全构想

发布日期：2004-08-11 文章来源：互联网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区域，亚太安全是我周边安全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一环。最近二十年来，不论是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等经济领域，还是意识形态斗争和人权事务较量等政治领域，或者是捍卫海洋领土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防止周边事态恶化等安全领域，美日等国、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及我国的台湾省一直是我对外工作的焦点和难点所在。因此，探讨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的安全新观念，进而研究我国的亚太安全构想，逐渐完善其理论依据，对于建立中国之“面向21世纪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保障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均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上篇：安全新观念

　　对安全观念及其变化的探讨，是当代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近一、二十年国际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始加以注意，近几年来它在舆论界和政治家那里也引起日益增多的关注，近来由于亚洲货币金融危机更连普通百姓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总的说来，综合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尚未展开、有待深入的分析课题。［注1］

　　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个现象是，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地区一体化过程加速，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跨国性的问题和更大范围的危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共同关心的焦点。对于研究人员而言，问题还要深入一层：所有的变化似乎都在显示一个迹象，那就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积极面或消极后果，变化的方向都沿着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轨迹演进；它同时预示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型。［注2］

　　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研究安全问题，它将首先扼要界说这一术语的含义，接着探讨基础性的若干重要理论和概念命题，分析一下所需的某些研究观念及方法的转变；然后，把一般原理与特殊问题结合起来，主要是联系中国目前在亚太安全方面的迫切利益关系，就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想及战略策略原则谈一些看法。

　　一。新安全观

　　故名思义，所谓“综合安全”（英文叫“comprehensive security”），是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的安全。

　　在中国人的日常话语里，“安全”的意思与“安定”、“安稳”、“安适”、“安详”或“安心”等词汇常常是类似的或挂钩的，指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状态；古人曰，“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古诗曰，“风雨不动安如山”，亦是形容这种宁静、无战的局面。因此，单从字面上简单理解，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或国家或其它集团）在自己生活、工作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

　　现在人们关注的“综合”安全，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还有两层特殊的含义：第一，从安全内涵上看，综合安全需要同时容纳传统安全与新安全的内容；第二，从行为主体观察，综合安全需要把范围扩展到比国家（state）更大的层面。让我们对它们分别做简要分析：

　　1.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从国际政治的历史看，传统安全观是到目前为止仍占支配地位的安全思想，它的要点是：国际关系-不论古代现代当代-始终是无政府状态的，它缺少、也不可能具有各国内部那种强有力的统治秩序与权威，从而，这种无序和不安的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对领土边界的威胁，对民族生存的威胁，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对各国统治本国的权力的威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并且根据“自助”（self-helping）的原理，规划本国在国际角斗场上或“搏斗拚杀”或“韬光养晦”或“合纵连横”的各种战略、策略，如结盟制裁，如确立均势，如加强实力，如军备竞赛，以及（偶尔地和局部地）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力量或威望。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以往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战略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各国政府关心的主要内容，是加强本国实力（综合国力）和动员能力，设计各种各样的用于国家间博奕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外交、军事、国际法、联盟与裁军等“争取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注3］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现实主义者的上述认识得到了广泛印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成为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把国家角色放在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把哲学上所讲的“人性恶”和“互斥”作为世界观的根据，把人类社会以群体分居的历史视为经久不变的“斗争－妥协－再斗争”的过程之循环。它向人们展示的既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画面，也是-用专业研究眼光看-一幅比较简单的“不打枪不放炮即为和平态势”的“平面示意图”。

　　70年代以来，特别近些年随着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逐渐减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区域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加快，以及生态环保、难民救助、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气象新因素新趋势。军事威胁的相对减轻和非军事性挑战的出现，孕育、推动了一种新的安全观的逐渐形成；概括地讲，它的主要观点是：国际关系及国际格局不是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恒古不变的，而是不断进步、朝着人类发展的“高级方向”演化的，因此，比如讲，国际关系虽然仍然没有完全克服无政府状态，但它具备了越来越多的协调和合作气氛及机制；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尽管尚无法与国内政府与法律比美，但它们毕竟变得比从前更有效和有力；随着边界作用的下降和主权意识的淡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全球性问题以及各国国内的一些矛盾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治理办法和思路加以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面，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换和充实，它所应当分析和回答的，不止是与旧时的军事冲突和外交斗争有关的内容，而且要有对全球化时代新现实新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如经济安全（又包括诸如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财政安全等多种内容）、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甚至还应当从深层次分析国家主权在弱化时面临的不同性质不同方向的演变压力（是少数强国的“霸权约束”所致、还是来自全球村的“同舟共济”意识）；总之，新的安全研究所要“综合”探讨的，是如何建立更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更能促进国际关系演化和各国国内进步的国际格局，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很显然，综合安全观不仅研究范围上广得多，它还有着与传统安全观不太一样的哲学认识论的思想基础，向世人揭示的是一幅复杂得多、充满变数的立体画面。

　　2.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均衡安全）

　　以往人们讲安全，尤其在国际政治领域，主要是指国家（民族）的安全，如不受外来侵略、不被他国控制、不危害本国主权等等。事实上，这种观念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和有效，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构成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主干部分，也是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部分，各国政府的对外交往和各种政策仍然是各种国际活动的中心。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基本的权益都无法捍卫，例如领土任人分割，外交事务由外部势力操纵，或者经济和社会活动完全取决于本国政府不能左右的因素，那么，可以想象，不仅这个国家谈不上任何安全，而且，由此类国家组成的区域共同体或国际社会同样是不安宁和不稳定的。近五百年来由欧洲发源、逐渐成为全球体系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充分的事实一再向世人证明，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存在与维护，过去是、现在仍然各种国际事务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群体和行为者建立自身保障的主要基石。

　　然而，发展趋势亦向人们证明，即便在国际政治范围，安全问题绝不仅仅是、而且越来越不单是民族国家的安全事宜，它要求人们（包括政府官员和普通人）用一种新的视角和观念，审察安全概念和规划安全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综合安全”，指的是既包括民族国家、也包括其他非民族国家单元在内的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或均衡安全，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安全仍然主要是由民族国家的政府提供和保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可能提出一种新的考虑和安排。

　　非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不胜枚举，分类的标准也因分类者的兴趣与要求而异。为了紧扣本文的主题，也从叙述的方便出发，笔者把无关宏旨者撇开，将重要的非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及其安全利益分作三个层面：

　　第一是个人利益。我们的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各个国家及国际共同体的一个“分子”；个人的安全感（如是否经常焦虑、是否受到各种威胁、是否有自身保障等），乃社区、国家、国际社会之安全的最直观和最当下的评价尺度。在当代条件下，对个人权利（包括不同族群）的尊重，对治下百姓福祉的关心，也是国家政府实现本国安全和获得国际承认的重要前提之一。笔者曾经指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对于强化或削弱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尤其重要。我们看到，所谓‘索马里现象’，是指政府不能运转、社会纲纪混乱、民众失去归位感和忠诚对象、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大规模的国际干涉的情景。美国英国法国之所以能够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禁飞区’，借口主要就是库尔德族人遭到了伊拉克政府的残酷镇压。……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注4］从某种意义上讲，综合安全观念的提出，要求决策者和战略思想家比过去更加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安危，重视各种人的权益的实现与保障，而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国家间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水平上。

　　第二是团体利益。不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各国内部，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促成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英文简称“NGO”，意指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出现，它同样使得传统国际关系学所说的“安全”变得复杂多样。由于经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技术工艺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国界的传统作用的下降等原因，人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泛滥等）越来越严重和具有整体性，单一政府的控制和处理能力却绝对或相对地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以专门领域或问题为研究或处置对象的各种NGO，有了施展手脚的更大空间。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但是，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讲，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而且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注5］因此，在综合安全的画面里，不能不考虑各种团体的安全利益，尽一切可能对此加以顾及和平衡；当然，做到完全均衡和让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例如，生态保护机构要求降低经济开发速度，动植物保护团体希望禁止捕捉稀有动植物，女权保护组织呼吁男女真正完全平等，甚至还有一些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利益集团及其要求，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以有限的资源和单一的价值尺度将它们彻底满足。然而，采取灵活多样、“和颜悦色”的办法而非简单粗暴的态度，用建设性“整合”而不是强制性压服的办法，是对待各种势力见长的NGO的合适途径，亦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以“开明”形象自我更新、不断提高的必然。不论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还是安定详和的国内社会，都应当而且可能给予各种NGO以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和谐的共处关系。

　　第三是全球利益。近些年来国际上要求重视全球性共同利益和“人类整体安全”的呼声明显地日益强烈，所诉求内容涉及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暧、大气臭氧层遭破坏、大片森林被毁和田地沙化、微型化基础上的核扩散、公海及极地资源被污染或损耗性开发、太空及外太空有可能变成少数军事大国的试验基础和竞赛场所等严重事态和现象。不管有什么差别，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这些事态和现象已经或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公害”，全都威胁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甚至地球作为一个星球的存在价值，而解决或缓解危机的努力又不能单靠个别国家的实力奏效，不能不超越旧式的国际法范围和主权理解。从综合安全的角度观察，这里面的最大难题在于协调和处理各国的自主发展与全球的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它们彼此间经常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互相支持又互相对立的复杂关系。如前所述，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地位是国际法得以履行、国际合作得以建立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主权约束（不论自我约束还是外部性约束），以及使国家的议事日程与国际要求一致的安排，国家自己最终也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失，包括传统安全利益的损失。换句话讲，别人国家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是你自身的安全问题，在很多场合，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否是与其它国家（包括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否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块的。综合安全观的提出，有可能使人们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并且依照对各种问题重要性先后顺序的认识，逐渐确立解决或缓和人类共同面临威胁的新的国内制度和国际安排。这是一个艰难的而又是必需的过程。

　　总而言之，综合安全观要求建立新的时代观、新的战争与和平观，同时要求把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传统安全利益同个人安全、团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均衡状态；安全绝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防范问题，新的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是与国际安全密切相关的，而且会变得更加密切；安全只有在相互依存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也就是说，在一个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安全，必须是保障综合国力的改善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是自身发展和外部发展的结合；归根到底，安全离不开参与和合作，离不开与这个新时代的基本特点的一致。封闭时代所拥有的安全观，要么已经失效，要么变得部分不灵，必须进行调整和充实，因此每个国家都应根据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设想自己的新安全观及其战略策略。

　　二。若干重要基础观念的再思考

　　确立综合安全观念，不仅要求对概念本身做出重新界定，更需要对构成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做出重要修正。笔者以为，有三组重要理论概念特别需要重新思考，它们是：主权，国家利益，权力及政治。同样，限于篇幅，在此只能对它们简要说明。

　　1.主权

　　主权观念虽然源于近代西方，但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接受的一个基本范畴。古典的主权观念认为，主权（sovereignty）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主权国家是完全自治的、因而是独立的、不服从任何其它国家法律秩序的行为体；在主权国家之上，除了国际法的世俗约定的权威以外，不存在其它任何的权威。主权国家通过一个有效的法律秩序而组成国际社会，主权国家的特殊地位和结构，使它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参与国际间的往来，决定相互间的重大事务。所谓“完全自治”是指，一个国家可以自由地和不受干涉地规定它的国体和政府形式，它的内部组织和它的国民行为，它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不仅如此，完全自治的国家，只有当它们在法律上不依存于其他国家或组织，并且只是从属于国际法时，才算主权国家。这种至今仍相当有效的古典观念，包含了三个前提性的假定，它们是：第一，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主要的和重要的行为主体，其他行为主体是次要的和不那么重要的；第二，国际法体系和国际社会是“松散、无力、低效的”，国际准则的贯彻依赖于主权国家的认可与合作；第三，与自治领地等形式不同，主权国家的政府有能力在不依赖外力的条件下行使立法和执法的最高权利。

　　在当代国际政治背景下，我们不能说上述假定已经失效或被推翻，但它们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遭到了更多的束缚和制约。比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各种国际制度与规范，以及日益增多的国际干预行为，正在使各个国家控制本国事务的传统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大量的维持和平行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强有力的贷款方案及“改革建议”，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两个晚近事例。再一个事例是所谓NGO（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的扩大。除了正式的、由各国政府派出的代表组成的国际组织之外，在当代世界，还有其他一些非国家的行为主体，它们正越来越多地卷入国际政治事务之中，发挥着不断增长的、对国家主权起着某种抵销的作用，这里面不仅包括各种反核组织、人权组织和生态保护运动，还有跨国公司等经济贸易领域的机构。然而，在当代，最有力量、影响力所及最广大最久远的当属经济方面的改变；货币、商品、人员、信息和技术都以一种加速度实行跨国界、无领土的流通；市场经济正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推进，并且造成了愈来愈明显的经济一体化。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趋势，造成了各国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传统的主权权益是在封闭的国内实现的，但现在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以及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各种活动（如中国在APEC中的参与）则给了国家发展及主权权益更大的实现机会。被称为“全球性问题”（难民、毒品、走私、核扩散、生态危机等等）的日益严重化，更是20世纪末主权国家面临的一种新的综合性挑战。这些都要求世人用一种新的态度和办法加以应对，当然，绝不是能按照西方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弱化甚至放弃主权观念，相反，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国家主权如何以多样化多层次的新形式加以实现。举一个例子：我国的领土、领海和联合国海洋法规定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都是主权的表现形式，但是很显然它们有着不同的特点和性质：领土属于比较核心的主权范围，而领海相对外延一点（国际海洋法规定外国船只可以“无害通过”主权国家的领海和群岛水域），至于200海里经济区和主权国家在国际海底的某些权益（如矿物所有权和勘探权等），就象更加松散的主权存在形式，因为所有国家在这些区域都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等等。近几十年来各国在大气上层、太空及宇宙的活动越来越多，也使得主权国家的权益及其实现方式发生了类似的、甚至更加复杂的变化。［注6］所有这些事例无非是要说明，如果采取旧式的主权观念，很可能自缚手脚、减缓发展，只有从发展主权观念，直面现实、迎接挑战，才能创造出越来越多适应新时代新情况的主权实现形式。

　　2.国家利益

　　传统安全观以所称的“国家利益”（英文是“national interest”，亦可译为“民族利益”）为最重要的根据，就是说，当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时，安全便受到了损害或威胁，因此，安全保障的基本内涵便是保卫国家利益。原则上，这个道理是不错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如何实现国家利益。［注7］

　　依笔者看，存在两种国家利益观。一种是传统的观念，另一种则基于全球化的理念；前者当为传统安全观的依据，后者才是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基础。

　　第一种观念以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的说法为典型［注8］。它为了“使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今天继续发挥冷战时的那种作用”，确定了五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防止美国遭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袭击；防止在欧洲或亚洲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防止在美国边界上出现敌对的力量，或者出现握有海上控制权的力量；防止全球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体系发生崩溃；确保美国盟国的生存。不难看出，除开第四项内容之外，其余几项全部与传统的军事安全有关，而且，即使有关全球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体系的说明，也服从于军事安全的主要考虑。象越来越多的人指出的那样，它们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是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抗给某些战略思想家留下的思想印记；不能说这种思维没有一点根据，事实上今天的世界仍然远不太平，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本国的军事安全和生存代价作为“赌注”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但是很显然，仅仅依据“战争理性”思考问题，把安全考量范围锁定在“战与和”、“生与死”的逻辑内，以此来设计本国的战略图谋，这样一种途径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当口是有缺失的甚至是偏狭的。依笔者管见，这种逻辑的最大失误，在于它无视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随着历史发展而出现的演化与进步，试想，除开程度的差别以外，1997年它所规设的安全竞争画面，与一百多年前的欧洲普法战争时期或者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多少区别呢？

　　另一种国家利益观力求避免落入“冷战思维”的误区，是符合时代特点的和正确的观念。它首先承认民族国家仍然是今日世界格局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利益，把国家利益的追求视为合理的、确当的、符合大多数国家需要的追求，同时把国家主权、民族生存与军事安全看成是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国际法的履行的重要前提。然而，它特别注意到全球化时代的新特点新趋势，注意到国家民族的安危及发展与国际共同体之“唇齿相依”的关系，注意到和平与发展、协调与合作的主题正在取代“战争与革命”、矛盾与对抗的基调。因此，新的国家利益观大大扩展了其内涵，修正了与冷战对峙时期相联系的某些内容，例如，它要求决策者不是简单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各种“主义”）的考虑设计和推广国家的对外政策，［注9］要求加大发展安全、贸易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移民或难民安全等内容在安全估计中的份量，要求以发展求稳定、以合作求和平，要求重视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问题，要求摒弃旧式的一味“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先发制人”等博奕策略，代之以“睦邻友好”、“求同存异”、“合作双赢”等战略设计；尤其是，新的国家利益观要求各个国家不是死守传统主权界限，而是灵活掌握、进退适度，“舍小利求大义”、以短期利益换取长期价值，以新的姿态和贡献，在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安身立命”。［注10］

　　3.权力和政治

　　如同传统安全观建立在权力政治学之上一样，新的综合安全观必须奠定在对“权力”（英文是“power”，也译“实力”）及“政治”本身的重新思考与界说的基础上。

　　以往的国际政治学分析，不光是谈论安全事务，讨论包括其它问题，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聚焦在国家的实力、国家间的较量和国际斗争的问题等范畴上，所以，人们往往不无道理地称之为“权力政治学”（power politics）。一谈起“权力”（实力），似乎只有政治的权力、政府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和政治家的权力，连那些流行的“结构”分析，也多半是关于国家间的政治结构、超级大国和列强的等级结构及力量对比的结构等等的讨论，整个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仿佛完全围绕争夺国际权力金字塔的不同位置展开。并不奇怪的是，在以往的国际安全及国际政治研究中-不论中国外国-，所谓“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分析显得特别发达，典型事例有各种战略战术分析（如战争目标、战争手段、战争进程以及信息论、决策论和博奕论等内容）和各种对外政策分析（如战略同盟问题、贸易战问题、大国关系问题、国际组织中的斗争策略问题等内容），而与上述“两枝独秀”相比，涉及广泛内容的所谓“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分析则力量弱得多、深度浅得多，典型事例如生态政治分析、贸易政治分析、金融政治分析、女权政治分析等等；连不同的称谓也能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旧的偏好。追根溯源，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冷战格局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同美国人在战后的霸主地位有联系（包括对国际政治学的影响）。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国际思想家斯兰吉奇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有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倾向，他们比较愿意把目光集中在民族国家的政府那里，分析国家的对外政策（政治和外交政策）”：“当他们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时，似乎是指一种狭窄的、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分支科学；他们对所谓‘战略贸易政策’的过分关切，同样反映出这种偏狭性”。［注11］

　　为了使综合安全观深入人心，从研究领域讲，应当以全球化之上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全方位研究逐步取代狭隘的权力政治分析，以新的世界政治的探讨逐步取代或充实旧式的国家间政治的讨论，更进一步说，以新的权力观和政治观逐步修正传统的权力观和政治观。首先，新的权力观大大扩展了“权力”的行使主体和范围，就是说，不止政府有权力、政治家有权力，而且企业界有生产权力，金融寡头有金融权力，知识界有智识权力，社会有舆论权力，恐怖主义集团或生态犯罪分子有特殊的威胁权力，全球共同体有国际道义和组织网络的权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用这种权力观观察，譬如讲，去年下半年以来震动亚洲和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绝不止是一种金融现象，它更多反映着政治结构、生产结构和货币结构的内在联系，它所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力破坏力绝非由政治家或部长们能够简单创造或缓解，而是由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及个人力量综合一体的产物。这种新的权力观向人们展示的是真实的、立体化的世界政治，表现出国际经济政治化、国际政治经济化的日益强烈的互动趋势，以及各种因素作为一种合力的组成部分发挥特有作用的互动框架；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任何层次的力量、集团或个人，都只能是顺应而不是逆转这种趋势，适合而不是选择这种框架。其次，新的政治观也要求人们重新思索“政治”的范畴；换句话讲，在新的思维方式里面，“政治”不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政治，仅仅是政府的政治甚至狭窄化为政治家的政治，而是表现为全方位、多层次、渠道广泛、日常生活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比如，金融危机创造着金融政治，环境保护失衡产生了生态政治，不同的产生工具和生产方式推动着不同的生产性政治，核扩散和水资源短缺的新形势分别造成了新的核政治和水政治，社会稳定或社会动荡的局面各自构成了社会稳定政治和社会动荡政治，……这种逻辑和思想方法还可以一直推演下去，直至使人理解，“政治”概念早已超出政治家的“把玩物”范围。再次，作为上两点的自然延伸，在新的“权力”和“政治”范畴下面，安全观逐渐离开了原有的国际政治学重心，朝着更加全球主义的基点瞄准和靠近。它意味着，人们在谈论新的“安全”时，既有外交的、政治的和军事意义上的安全，也有金融稳定、环境保护、贸易平衡等意义上的安全，还有社会协调、经济稳定、个人安心等意义上的安全；它同时意味着，“政治的”世界与“经济的”世界不是隔绝的，选举过程与金融过程不是分开的，“安全的”结构与生产的结构或知识及舆论的结构不是对立的；它当然还意味着，一个好的国家政治，不止是能够保证民族整体的不受威胁或领土边界的不受侵犯，而且能够确保公民个人权益不受干扰、各种团体声音和力量的互利互助、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共处，以及能够合理有效地处理坚持基本的国家主权同向国际社会出让一部分传统权力以便于国际合作之间的矛盾。

　　以上的研究证明，综合安全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国家重新思考对外方针有利，而且对我们学术界重新定位研究取向有益。在探讨综合安全概念及其理论基础的时候，人们不能不一边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分析，一边思索旧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存在的毛病。

　　经常听人讲，“现在是经济学十分兴旺的时代”。的确，不论是概念的系统性，还是分析逻辑的严谨性，或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经济学都走在其它人文科学的前头。这里面的原因很多，除开历史方面和社会需求方面的因素之外，我想，从当代的情况看，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学不断地把自己的分析触角延伸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领域，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和概念去讨论-比如说-社会过程、政治现象、文化冲突和人的心理，用其它领域的问题更新自己的视野和范畴；它的延展力是如此之强，以致于我们不时听到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说法（事例之一是，在现在的政治社会问题以及国际问题的探讨中，常常可以观察到“交易成本”、“经济人假设”或“博奕原理”等原属经济学分析的东西被广泛使用）。这一事实对国际问题研究应当是有启发的。安全问题的研究本来属于纯粹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的专业，但是，在面临困境和挑战的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象经济学同行那样，在讨论安全问题的过程中，尤其在分析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安全难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安全观念（以及政治和权力观念）应用到其它领域，另一方面把应用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或想法充实、改进、修正原有的安全理论，令国际政治学的“话语结构”扩展到更大范围呢？依笔者管见，这才是使古老的国际政治理论更具生命力的有效方式。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言，综合安全观的提出，亦是国际关系学科回应时代挑战、实现理论更新的一次机会。

　　下篇：中国的亚太安全构想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象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福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不过，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尤其是安全观念也出现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思潮新观念；这些新特点和新观念，对于我们理解冷战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形势，设计我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及其理论根据，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增多的共识；其次，目前仍未止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止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比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腐败的机制等等），才能使国家安全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块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

　　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间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间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

　　当然，不能否认，尽管总体上国际军备竞赛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少数军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位置，所谓“高边疆安全”的形成便是一例（包括研制新一代“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使原子弹等大杀伤性武器微型化，准备信息战，发展太空作战手段，致力于研究所谓“非人员杀伤性”的打击方式等等）。这种消极现象，亦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我们警惕和防范。这些新情况新特点，都是我们研究探讨亚太安全及其机制时不可忘却的大背景大环境的组成部分。

　　一。中国的基本安全利益与需求

　　我认为，在面向未来的亚太安全构想方面，中国有三项基本的利益与需求，它们不是平列的、等重的，而是有一种由内向外、由近至远的次序；它们之间基本上是有联系的和互利的，但有时候也可能产生某些小的矛盾。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同时满足它们，就应照顾比较靠前的利益与需求，只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内才可能使全部利益与需求得到实现。［注12］

　　这三项基本利益与需求如下：

　　第一，有一个能保证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安宁、稳定的环境，即“发展需求”。

　　第二，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逐步实现国家统一，即“主权需求”。

　　第三，发挥地区大国作用，维护本区域的经济和安全权益，即“责任需求”。

　　让我们将上述三项利益与需求，分别展开叙述一下。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如果国内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们的对外政策往往是空洞乏力的，至少缺少足够广泛、足够有力的社会基础；国内的经济事业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外交工作就会根基牢固、“理直气壮”。当然，内部的事业成功与否，绝不完全取决于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大政方针；但在这里我们既然讲的是外部环境的作用，就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尽量保持一个安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大气氛上。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和可能好好发展过自己，多半时候都被外患内忧所干扰。仅仅是在最近的短短20年内，才有了一个象样的建设过程。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但在当代世界仍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层次，因此，中国仍然需要以一个后来者的姿态，谦虚地建立和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良好关系，同时集中精力把国内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如同江泽民在党的15大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争取再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看，全球范围的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对于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不来自任何一个或若干外部敌人，而是自身的稳定与发展与否，换句话讲，最可能使国家不安全的因素在于内部经济的不发展、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俄罗斯现今的局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理解，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反复讲“三个有利于”原则的根本原因。对于对外安全战略的设计者来说，这个要求的主要含义就是，一切工作要服从于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大局，一切做法要有利于我国周边环境的安宁与稳定，比如，它不仅一般地需要建立有强大威慑力的武装力量，有时相反，根据情况，它有可能需要暂时推迟建造国防现代化所需要的某些高精尖武器装备（如航母），它有可能需要周边地区的各种现有安全安排和协议暂时维持不变（如美日安保条约），它有可能特别需要我们的军队在一些易于发生冲突的“敏感点”（如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保持比较克制的态度。这些要求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但无论如何它们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利益和需求，第一位的利益和需求（“发展需求”）。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直接与我接壤的国家有14个，可称作近邻的国家（如日本、孟加拉国、泰国、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另有十几个；本来，世界上有如此多邻国的情况就十分罕见，加上我国与大约十个国家曾经有过或目前仍然存在陆地边界和海域划界方面的主权争端，更增加了我们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难度与复杂性。对祖国统一的最严峻的挑战，当然来自我国的“特危地区”台湾。台湾事务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它又与一般的内政问题不相同。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得台湾当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大可能完全按照我们的希望，停止分裂祖国、谋求“台独”的活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饱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外来侵略和压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最基本的主权权益都无法保障，它给所有中国人留下了铭心刻骨的惨痛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是中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战略家最重要的战略考量之一。这一战略考量的存在，要求我国的安全防范能力和军事威慑能力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加强，包括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要求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水平得到令人满意的提升。不难看出，这一利益和需求同第一种利益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函数关系。譬如讲，从时间表上看，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很可能不是马上能够实现的需求，但如果忽视这种需求，就可能出大乱子；它要求军队保持高度的警惕，要求对外威慑力量的适当增长。在资源总量和国家预算给定的情况下，如何确立国防开支与经济建设投资所占的比例，确保“主权需求”的充分满足，是政治家和战略家必须处心积虑处理的大难题。

　　比较起来，“责任需求”是三个主要利益需求中最不容易确定、弹性也最大的一个，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需求将在我整个对外战略中（包括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安全战略）里发挥更大的影响。这种需求涉及的面很广，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扮演一种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权（如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核能源控制俱乐部”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各种维持和平行动、难民救援行动和打击毒品走私行动中发挥更积极的全球性作用，等等。然而，中国的全球责任与利益仍然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前景，目前阶段仍然是以地区重要国家的责任与利益为主，后者是前者的阶梯和基础。就亚太地区安全而言，这种需求的主要内容应当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与军事稳定，减少冲突及其潜能，增进相互信任与合作，促进整个区域的福祉。这里特别应当包括：消除或缓和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因素，减少南中国海地区的海界磨擦，防止中亚因油气资源而形成新的“火药桶”，遏制南亚次大陆的紧张对峙和军备竞赛局面，防止台湾海峡两岸的对立扩大成国际事态，等等。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这些不稳定的“潜在麻烦点”，都与我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都需要中国发挥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从一个长的时段观察，如果处理得当、进退有度，它们也将构成我国迈向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验金石”和“铺路砖”。比较起来，这可能是最后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一项基本利益需求。

　　上述三项基本的利益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国家利益，但它们显然既不完全重合，也不总是协调一致。笔者以为，我们的亚太安全战略和总的考虑，应当把它们分别视为第一、二、三位的基本需求，其它所有利益及需求均应服从于、服务于这三个需求。

　　二。主要的目标与原则

　　为了满足上述需求，我们在考虑亚太安全构想时，应当提出以下主要目标与原则；这些目标与原则并非中国独创或首创，而是得到许多国家共识、有相当基础的；从总体上看，它们符合我们的基本利益：

　　1.综合安全

　　“综合安全”的概念不仅要明确提出，而且要反复讲，力争落实到行动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生态危机、金融风险、“贸易战”等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中逐渐增大的重要性，它们也确实构成了亚太国家现在相互关系中和本地区稳定问题上最关注的问题。国际学术界关于“安全新威胁”的论点，充分证明了综合安全概念的价值。近一段时期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日本、韩国等相继出现的金融风暴和货币危机，也从一个侧面有力证明了它们对于各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中国这方面有一定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市场巨大潜力、出口增长能力等），也有潜在的隐患（货币贬值压力、环境污染问题、与一些国家的贸易磨擦等），可以说利害息息相关。把这些问题摆到亚太安全机制的议事日程上，不仅能够减缓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军备控制方面对我的压力，转移部分注意力，而且有助于加深本地区国家“同舟共济”的意识，缓和经济危机；从道理上讲，它也符合全球化时代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安全的传统概念被修正、各国以发展促进和平的进步趋势。中国尽管不是综合安全的理论上的“始作蛹者”，但我们要努力使之成为自己在外交斗争中的一个“拳头产品”。例如，我国政府近一段时期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已经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得到很大上升。依照这种认识，对于诸如在亚太经合组织中设立安全功能的议论，以及对于未来的总的亚太安全设想，我们不仅用不着紧张，反而要举双手欢迎；当然，前提是要对“安全”的定义重新认真检讨，对近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对亚太地区造成的危害进行一个全面评估。回到前面的主题，可以认为，建立综合安全是保证我发展需求的重要手段。［注13］

　　2.合作安全

　　“合作安全”是以相互依存思想为基础的，后者告诉世人，在国际化、全球化的新条件下，寻求安全不能沿袭旧的“霸权和平”、“赐福式和平”或“强制型和平”的手段及观念，因为在相互依存的时代，由于贫困问题、环境严重退化、难民潮跨国界流动、毒品及走私现象泛滥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种种威胁，各国之间、整个地区内部乃至全球村里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新的联系。在这种新形势下，各国更应当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协商而不是冲突的办法，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与争端。合作安全特别要求以和平方式寻求安全，后者经常是前者题中应有之义。合作安全也不同于传统的集体安全，后者在当代的典型形态是“欧安会”和“北约”，在那里，集体的承诺、有约束力的机制、强制式的执行是十分关键的，而我们所希望的合作安全，绝不拘泥于形式上的东西，更不必然要求所谓的“一体化”，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合作的总的精神下，发展安全事务上的对话与协作。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有说服力的，这不仅是由于我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倡导国之一，在国际争端发生时一贯主张通过谈判与对话及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且是因为，近几年中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做出了表率，例如，在处理与俄罗斯及中亚一些国家的边界分歧时，各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和相互合作的指导思想，成功地就裁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建立互信措施、解决历史争端达成了协议；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处理南中国海的某些海界岛屿争端上建立的新的谅解，也有同样的性质。所谓合作安全的另一个潜台词是，任何事情不能由一方说了算，不能草率从事，而应当尊重有关各方的意见和利益，即使一时达不成共识和协议，也要耐心等待、反复商议。这一点也反映出中国外交的一个长期遵循的原则和做法。在考虑亚太安全机制时必须继续坚持它，原因之一是，为了协调我与东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主权争端，或者说，为了统筹协调前面提到的“主权需求”，合作安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

　　3.双边与多边安全并举

　　比较起来，多边安全对中国是一个新事物。中国人以往对双边交往方式比较熟悉，愿意“一对一”地谈判或达成协议；考虑到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美日等国在亚太安全事务方面的关键角色，坚持双边安全原则仍然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形势越来越多要求我们学会应对多边方式，在那里处理、思考和解决更多的问题。事实上，不往中国面临这样的调整，美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和转变。真正对多边机制比较一贯坚持的和熟悉的，主要是一些中小国家，尤其是某些活跃的“中等强国”，如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尽管有时组成“统一战线”，它们的情况各不相同，需要也经常变化，因此，我们不必有太多顾虑，一方面要善于处置新局面，另一方面保持传统双边方式的有效性和必要的主导性。近几年来，我们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尤其在亚太安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三国本着互谅互信的精神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和减少军事兵力集结的重要协议，中国积极参加了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议，参加了最近在联合国召开的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八方会议，中国还参加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倡导的安全对话（所谓第一、二、三轨安全对话）。中国争取的多边安全，应当有两个要点：一是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安全事务，二是防止把多边安全与结盟安全等同。前者的主要好处在于，有助于防止美国一家说了算的局面，有助于避免或缓和“制度化”、“一体化”的压力，因为国家一多，讨论起来就不简单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方法；后者符合亚太地区多样性、差异大的特点，有别于欧洲或非洲的一些安全组织及安排。当然，我们讲多边安全，并不排斥或否认双边对话和协商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与日本、与俄罗斯等国的双边对话，常常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代表着我对外关系中（包括安全联系）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里把“多边安全”作为一个目标和原则提出来，主要的考虑是，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亚太安全构想的一般原理，就应当争取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参与和赞同这些设想，而且从发展趋势观察多边的安全对话与安排也是挡不住的。此外，多边安全的口号，同时是与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逻辑相一致的；实践也一再证明，面对很多国际事务和机制，哪怕单纯从维护和发展我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参与不参与的效果也是很不一样的。你人不在会场，别人就可能通过与你不利的决议，或者说许多对你不太友好的话，相反，一旦参与进去并且成为主动积极的角色，会议的气氛和最终可能通过的决议就是另外一种情形。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为了逐步满足前面提到的“责任需求”，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有责任感的世界重要国家的形象，并且考虑到其它多种多样的因素，我们特别有必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中，在保持原有的双边机制和对话的作用的同时，逐步加大加深对于多边安全对话及其可能的机制的参与。

　　三。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中国古代谋略和现代国际交往，都特别重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所谓“有理”，指的是摆事实、讲道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总是占住道义和法理这一头，不能见利忘义或背信弃义：“有利”则说明，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看清利害关系，对自身有利无弊，至少是利大于弊，不能当“冤大头”或摆“乌龙阵”：“有节”，指凡事有节制，胃口不贪婪，当忍则忍，该让则让，既不做无原则的退缩，也不怕有理由的妥协。三者之间有时可能会发生一定矛盾，掌握好它们之间的平衡或者说“度”，综合地加以应用，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当代国际斗争及其环境，比从前更加微妙和棘手，更要求我们时刻牢记“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要诀。

　　具体到亚太安全机制的问题上，根据初步考虑，下述策略可能是特别需要的：

　　第一，在涉及安全事务的合作方式上，要以协商、对话为主，协议、条约为辅；在协议、条约里面，要以非约束性或低约束性的为主，以约束性强且多的为辅。既从亚太地区的特点出发，也从我自身利益考虑，在我们倡导的亚太安全机制里面，应当特别强调协商对话的重要性，反对一开始就强加给各国各种规章制度，尤其要抵制约束力过强的协议、条约。亚太不是西欧，何况西欧一些区域性机制都要实行“一票否决”原则；在亚太地区，更要坚持自愿、协商、以自主为前提、以共识为基础的合作原则，绝不能轻易赞同少数西方国家经常喜欢搞的“拉郎配”方式和强制性的协定、条约。这是我们必须守住的一条“底线”。

　　第二，参与现有的国际规则，而不是“另起炉灶”。我们经常说，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及安全秩序不合理不公平，因而要加以改造。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如何改造，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先参与进去，再相机行事，把“改造”视为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另一种是“伐无道”、“举义旗”，破旧立新，立即创建一套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新秩序。笔者以为，考虑到目前的国际条件和实力对比，前一种办法是比较适宜的，它适应中国“以安定的环境求自身的发展”的基本需求；后一种办法既不现实、也易遭麻烦，并且给“中国威胁论”以各种口实。我们前面讲的对亚太安全机制的主导或引导设想，关键在于有一种主动性和参与勇气，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和谋略，而并不等于时时事事要以我为主或者“同西方叫板”，不等于要求在规则、程序或协议的所有方面具有“中国特色”。何况，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里，美日等西方大国无疑处于强势位置，“另起炉灶”的想法和设计是得不到广泛呼应的。简言之，我们当下的策略考虑，应当是以安定周边或者说“睦邻”为出发点，而不宜以独自“反霸”的挑战姿态登台。

　　第三，避免单方面安全让步，使其多边化和有更大成效。从以往实践观察，我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所做的许多调整和让步，部分是我单方面的宣布举动，部分是与某个西方大国（如美国）进行双边会谈的结果，比如（不同时期）分别裁军一百万和五十万的声明、建立友好边界协定、限制某些特殊武器的出口、限制对某些国家的战略物质的出口、对特定区域表示“无核进入”的承诺、对执行联合国海洋法的承诺等等；虽然我国今后不能排除单方面举动的权利，也不能排斥与个别国家“事先交易”的可能性，但从策略上考虑，既然我们承认和参与建立亚太安全机制，就应当有所表示、有所贡献，尽可能将类似上述军备控制的行动产生更大的联动效应，即把它们与整个地区（至少是主要国家）的军控行动联系起来，把它们当作中国为建设本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主动倡议和善意举措，把它们构造成为新型亚太安全机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四，明确我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避免台湾当局的介入。各国承认和接受

　　我国政府在与美国签署的历次公报就台湾问题中所阐述的若干原则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等），应当成为我加入亚太安全机制的重要前提之一。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台湾不能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任何多边对话、协商机制，我也不能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台湾使用武力（一旦外国干涉、台湾”独立“或内乱等现象发生），但我们应当以亚太安全机制作为整合、抑制或约束台湾当局的一种重要工具，成为我向外界宣示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愿望的一个重要窗口；尤其是通过多边对话和协商，与这一地区的有关国家建立良好的共识及默契，避免海峡事态发展到非要”摊牌“的地步，尽量使潜在的危机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便得到抑止。不难想象，如果我们在有可能建立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中处于重要和活跃的位置，不仅有助于转移议事日程上的”话语结构“，而且对于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演进将会形成某种积极的压力。此外，还应当积极思考整合台湾当局的新策略新途径，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力争实现”双赢“的格局。这样不仅对整个中华民族有利，而且对地区安全有利。

　　第五，汲取国际安全组织的深刻教训，侧重安全机制的预防性功能。冷战结束这些年来，联合国安理会和北约等重要国际安全组织在世界各地实施了一系列维持和平行动，其中虽然不乏成功的经验，但更多是失败的教训。很多行动所以受挫，重要原因之一是维和部队的注意力多放在惩罚“违约”行为、消解危机事态等事后过程上，而忽略预防性外交与安全协商等事前工作。它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是，维护稳定与和平，应当在事前的“防火”问题上多下功夫，而不是危机发生之后再去“灭火”；实践证明，前者事半功倍，后者事倍功半。亚太地区社会制度形态多样，国家民族构成复杂，哲学文化丰富多彩，历史积怨根深蒂固，安全形势扑朔迷离，我们不能照抄照搬欧洲等地区的危机处理样式，而必须依据本地区特点，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预防性外交和预警式危机处理程序。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当代实践中又一向以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自豪，我们有理由在这方面多动一些脑筋、多有一些倡议和举动；澳大利亚和东盟一些国家已有一些初步设想，中国的研究者不妨借鉴吸收，努力推动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特有的“活血化瘀”机能的形成。

　　第六，保持循序渐进、由简单到复杂的安全对话与设置原则。就是说，要充分考虑到亚太地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特点，也适当汲收他人（如东盟和西欧）在建立安全机制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有效做法，积极稳妥地推进本地区的安全对话及其安全设置。具体说，要有一定的阶段性，因时制宜地发展地区安全机制：最开始时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互信措施上；到一定时候，再发展预防性外交等更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项目；只有到互信措施和预防性外交充分显示出积极效果的时候，才谈得上建立比较制度化的安全联系，而且这种安全联系并不一定以北约的一体化做法为模式。

　　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有信心、也有能力，依靠改革发展不断增强的国力，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也依靠与有关各国的合作，使一个有助于亚太地区安宁和稳定的安全机制设想，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注解：

　　1.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出现得更早一些，例如可参见：J.S.Nye and R.O.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5，1971， PP326-350；中国学术界的类似研究始于90年代初，例如可参见：赵英著，《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以外的对抗与抉择》，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可参见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一章“全球化：概念与动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至46页。

　　3.美国最有名的国际政治思想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他也称作“国家间政治”）的主题，是“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见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4.《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第59至60页。

　　5.可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期。

　　6.有关当代国际关系条件下主权受到的制约问题，可参见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

　　7.本文不打算过于详细讨论“国家利益”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8.转引自亨廷顿“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一文，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10月。

　　9.并非偶然的是，即便在外交政策上最意识形态化的美国，类似亨廷顿教授这种比较保守的国家利益观，也受到日益增多的批评。去年10月，笔者在拜会亨氏在哈佛的同事、另一位世界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和战略思想家约瑟夫。奈伊教授时，便亲耳听到了他对前者的“美国利益受到忽视”一文基本出发点的批评。

　　10.当中国主席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谈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的命题时，我相信，他是针对某些美国人的“冷战思维”有感而发的。

　　11.Susan Strange，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1995， b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164.

　　12.吴鹏的论文“我国的地区安全环境与安全利益”（见《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1998年第7期），阎学通的论文“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构想”（见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和需求都有独到的见解，也给了本文作者有益的启示。

　　13.关于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等问题，也可参见楚树龙的论文“亚太地区安全观、安全结构和安全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5期），以及阎学通的论文“亚太安全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7期）。

　　中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三项基本需求和五项主要原则

　　补充或修改内容：

　　1.交易成本——为何要有安全机制而不是霸权和平

　　2.美日安保为什么不够

　　3.安全架构如何细化

　　4.钱文荣稿

　　5.中国的安全需求（发展经济、持续稳定、统一国家——可参见《长城与空城计》中的有关论述）

　　6.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多边安全。综合安全着重解决国内发展问题，合作安全着重解决统一及边界及周边安全问题，多边安全解决美国的作用与美日安保问题。

　　7.不针对第三方，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平等协商。

　　三项基本需求（以近至远）：安定的生活、工作和改革环境（经济发展为主）；领土完整、统一和不受侵犯（台湾和南海为主）；在亚太地区发挥适当的地区大国作用，抵销美日等国的消极影响（朝鲜半岛国主）。

　　五项主要原则：综合安全原则；合作安全原则；不结盟原则（包括不针对第三方和不干涉内政内涵）；尽量诉诸和平方式的原则；多边安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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