豇豆与米汤：一段漫无目的的回忆

　　记得童年时，也就是九十年代初，家里生活困难，母亲却想方设法给一家人吃好。每到中午饭的时候，一锅热气腾腾的米汤就熬好了。但在那时，我却更想喝姑姑家的米汤。虽然姑姑家离我们家很远，要坐一小时的班车才能到，但我仍然愿意喝她熬的米汤，并不是因为她做饭的技巧比我母亲好，而是她总会在米汤里放几粒豇豆，这时米汤的味道就截然不同了。而对那时的我们家来说，几粒豇豆并不是能每顿饭里都能有的，刚够温饱，已经是我们最高的生活水平了。

　　后来我逐渐长大，有关豇豆和米汤的回忆却一直在我心中。我甚至曾经认为：对我来说，小康与温饱之间的差距，是几个豆子就可以填补的。生活水平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当时的我，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会有一天，坐在宽敞温暖的大学自修室里抱着笔记本，飞速的敲击着键盘。然而即使是今日这样舒适的生活，也是两年在困顿中的挣扎所能给我的折中式结果。今天的我，终于意识到：哪怕是小小的几粒豇豆，也要靠自己拼命挣取。二十四岁的我，从这个国家的政法体制脱离后，流亡至学校，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段旅途。这一次，我并不奢求改变这个世界，只想着增加自己的阅历，以纠正最开始我对人生的单纯看法。

　　其实，依然逃不脱豇豆与米汤的故事……

　　记得七年前，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对一个同桌的女孩日久生情，当时我就认定她是我人生中的豇豆，后来我们考入了同一所大学，直到毕业分配，她临走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她确实是我人生中的豇豆，但是如果没有这几粒豇豆，我照样可以喝下整碗的米汤，也不至于饿得发慌。对于每个人来说，填饱肚子确实比美味佳肴更为重要，这个简单的道理以前我从来不懂。自那以后，我一直在做着填饱肚子的努力，再也没有奢望过美味佳肴。映像最深的是2008年9月，在司法考试的前晚，我躺在平凉四中附近设施简陋的宾馆里，注视昏黄的灯光被破烂的顶篷扯成光束，杂乱无章的映在暗黄色的墙上，心里万分忐忑，直到后来踏上工作岗位，这种心情才有所缓解。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明白了阮籍的那句诗：“一生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司法考试后过了4个月，我就进了宁县公安局。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上中学时，我们都被语文老师教导：伟大的诗作往往是由于作者怀才不遇，忧愤而成的，自那以后我便以为怀才不遇是文人的专利。但此时我发现自己错了，单位里的很多人，上到领导，下到司机，都摆出一副欲挽狂澜于水火之中的姿态，怀才不遇成为了一种普世的心态，没有理由，也没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时我才意识到，很多问题与体制并无关联，只是我们身处其中梦想以个人的才华驾驭整个体制，而痛恨自己目前的角色，但体制并非我们所设计的，这一代人所承接的历史任务，往往由上一代甚至几代人来设定。所以说，我们自身行为的正义与非正义，伟大或者卑微，对于体制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换句话讲也就是大家都在喝同一碗米汤，不同的是谁嚼到了豇豆。而司法领域内的腐败，是在说国家富了大家不一定嚼到的豇豆就多，而国家穷了，仅有的几粒豇豆谁也捞不到。我以上所说的这些，其实就是体制带来的收益，豇豆不过是机会成本而已。但这些，却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律人所能赞同的。

　　在法律人看来，司法腐败与非正义似乎是不能被容忍的，原因在于法律人总希望把这世上的一切都搞清楚，他们总在期望着一种更高明的制度设计。但对于国家来讲，从小康到温饱，也就如我最初所想，不过是几粒豇豆的问题。统治者面对的问题只是定义一下到底能喝上米汤就算温饱，还是米汤里面放了豇豆才算温饱。单纯从物质层面上考虑国家的发展，达成改革的一致意见不算什么难事。但司法活动远非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怪就要怪西方国家，把法律和宪政勾搭在一起，这可不是一个单纯的米汤里面加豆子的问题了。换而言之，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加考虑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国家的统治者不能像以前那样只考虑如何对付下层人民了，他们还必须把注意力放在逐渐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身上。而这批人，无论如何是用豇豆和米汤打发不了的。

　　初学法律时，我就曾经试图从法理学的视角出发，用法律来解释这个世界，而忘记了豇豆和米汤的隐喻。但当我逐渐深入以后，发现“从法理学的视角出发”的立论就存在很大问题。当今的法理学已非一门单独的、自成体系的学科，而成为一种内含了社会科学诸多内容和经验事实的学科集合。制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式的介入使得各种法律理论逐渐开始通过科学的路径导向其哲学意义，而非之前法哲学式的从法律的伦理价值直接追寻其哲学价值。道德纠问式的人文科学多年来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颇深，但归根结底这种分析很可能倒置原因和结果，忽略第三方因素的介入，并形成学究式的自负，从而拒绝新式理性知识的引入，加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自闭性，最终将其引入循环论证的怪圈。这个问题我在本科阶段和王勇老师探讨过很多次，而他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无论从科研、教学还是私交中，我的敬佩之情都是难以言表的。

　　时至今日，我仍然对王勇老师和我的一些争论牢记在心。他曾经认为法律的社会科学运动必然是将来法学研究的主流，而我那时坚持法哲学才是法理学研究的正统，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看来，这些争论还是脱不了意气之争的嫌疑。今天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学术研究中所谓主流和正统，仍然是立场上带有偏见的词汇。以法理学为例，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所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可能是不同的，你不能因为前者的成功而否认后者的努力，反之亦然；一位自然法学家和一位法律经济学者可能因为某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实现合作，他们会发现对方会拓展自己学术的视界，直达自己研究的死角和论证的盲区，双方会因此成为好朋友。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视域的融合与方法论上的互补关系，不同的研究者会把彼此当作学术上的同伴，或是对手，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

　　以上的这些思考，都是我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体会到的，非法学院所给予我的财富。但我的第一份工作并不如执法笔记中写得那样浪漫，在公安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被改造成一名法律虚无主义者，这是上本科时所未曾料到的。在公安局近两年所接触的案件，大部分是模糊化处理，我们那时工作的主要理念是实现对社会面的有效管控，而非具体到实现每个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公正。因为基层村落的大量社会纠纷只有在“流水线式”的作业下才能得到及时处理，对于熟人社会来说，案件的及时处理比公正更为重要，由于当地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是有限的，而村民用于定纷止争的时间更是稀缺的，如何快速处理纠纷，让村民尽快回归社会生产比追寻虚无缥缈的正义结果更加现实。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司法活动不再是一项精细化的神圣使命，而日益变成一种妥协式的裁决、允诺式的交易以及密集型的产业，它的运行需要大量的派出所民警、基层法官、人民调解员、村支书共同运作，而这些人的工作，保证了这个庞大国家基层政法体制的正常运转。案件的处理，大多是依行政法规进行，尤其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它里面存在着太多模棱两可的条款，给予裁判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所谓的调解，就是在这些裁判额度内进行的。这些案件的处理无所谓法律的尊严，因为离开了法庭，每个司法工作者都成了“马锡武”，当然，也有像坐山雕的。

　　面对一个如此庞大、五脏俱全的基层政法体制，我不能单说这个体制的优点和缺点，更要从它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作用去考察整个国家的法律运行机制。这项工程太过艰难，尤其在一个充满了法律虚无主义色彩的国家中考察法律的运行，本身就需要对法律的存在价值提出合理的怀疑。而这怀疑的场域几乎遍布法律运行的时间和空间。想到这里，莫名的恐惧无孔不入，你有时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双料间谍，即便你什么也没有做。在公安局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也许我喝下的，是一碗分不清苦乐酸甜的八宝粥，甚至每个人喝都有自己的味儿。我试图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豇豆，但结果却是只能舔到碗底的几个米粒而已。很多豇豆都煮糊了，和粥混在了一起。在基层，没有特权，有的只是你对现实的绝望和绝望之后的人生选择。

　　就是在这时，我陆续看到了周大伟先生在《法学家茶座》、中国民商法律网和学术批评网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在他的文章中，我找到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实践智慧，更看到了一种世界视角。以民族发展史和国家现状之外的视野，通过具体的例证来解析中国的社会阶层和司法体制的诟病所在。对于这样深具批评和建设性的文字，我甚为喜爱。后来我以此为借鉴，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陆续创作出《执法笔记》之三、四、五，《一九九八》、《枯荣的政治》等一系列文章，算是对我所付出的代价的一个记录和剖析。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这些文章之后，恩师王勇教授的著作《有场景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付梓出版，作为他的关门弟子，我为本书撰写了万余字的书评，从问题意识、互动场景、学术历程三个角度探讨了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此时的我，已经开始由对政法体制的关注转入对特定历史和制度条件下个人命运选择的关注，毕竟这对我来说，既是最紧迫之事，也是需要长远考虑之事。

　　现在看来，这篇书评《探索多重场景之下法学研究的进路》其实内涵了人生的一个道理。我们每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其实就是在多重场景之下变幻的，王勇教授的作品，不过是将他日常生活放大化的学理思考，他脑中的地方立法、宪政考量和西部法学，虽然是各自不同的话题，但并非全然隔绝，而是相互联系的，同一种思考和写作的进路串联起了多个场景，并最终将他脑中所勾勒的整体学术图景展现出来，这一点，是我目前仍不能达到的。但多重场景的存在，又依赖于同一种学术选择，王勇教授的这一点即几年里坚守着一个阵地，同样是目前焦躁的我所不能做到的。从初学法理学开始，我先后阅读了法哲学、法律社会学、法人类学和法经济学的相关书籍，但我并没有停留在它们中间去理解其研究方法和结果，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单纯地以兴趣决定行动，至今仍没有练就成一个法学研究者应有的本性。即便是在警察队伍中看待政法体制，也饱含了太多的浪漫主义情怀，缺乏进一步严肃深刻的思考。用本文的比喻来说，我只是一味地在米汤中寻找豇豆，而忘记了什么才是解决饥饿的根本。

　　在给王勇老师的书评写完之后，我的考研结果也下来了，虽然是一个折中的结果，但对于长期生活在焦虑与不安当中的我来说，已经很值得慰藉了。在宁县公安局的两年时间，我已经挣够了给自己买豇豆的钱，对我来说那曾是奢侈品。但我依然认为自己能将政法体制琢磨地更透彻一些，只要再给我一年时间的话。如果做出这个选择，我将不得不放弃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这显然是不划算的，这又印证了世界本身是不完美的。于是，我怀揣着半袋豇豆，走进了黑龙江大学的校园。

　　一路走来，我曾刻意成为一名法律人，现在却只想着好好活下去，便已足够。今年6月23日同事遭遇的那场车祸给了我精神上的阵痛和反思，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即便生命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他为其赋予了很多的念想。这些念想，有些最后带到了土里，再也出不来了。成功的终将成功，腐朽的终将腐朽。无论是作为法律的过客，还是信徒，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要承受的还有很多。我无法乞求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能像当年的豇豆一样美好，只希望随时有清淡的米汤供我充饥，聊解饥渴之意。



【作者简介】
杨文昭，男，甘肃宁县人，现为西北师大政法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