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穿什么衣服？

陪审席上坐着十二个陪审员，其中一个陪审员悄悄对旁边的陪审员说：“我是第一次做陪审员，但是我绝对不会看错人，那个形容猥琐的家伙，一看就是有罪的。”“他不是被告人，他是辩护律师。”这显然是一则关于律师穿戴失败的经典笑话，不过这则笑话也从另一面揭示了被告人穿着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观念倡导不以貌取人，而这则笑话告诉我们，即便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司法哲学中，也依然有“人靠衣服马靠鞍”这只“无影神手”的影子。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有经验的辩护律师往往会在出庭前为自己的当事人进行“形象设计”。这方面最新的一次成功实践当属黎强涉黑案。在侦查阶段，根据重庆警方公布的照片，犯罪嫌疑人黎强头发蓬乱，胡须拉杂，神情憔悴；而到了开庭阶段，被告人黎强却像换了个人似的：整洁的平头，络腮胡子也没有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戴了一副黑框眼镜，活脱脱一位文质彬彬的儒商！

如此看来，被告人的出庭形象可谓事关重大。不过笔者关注的重点还不在于此。笔者关心的是，既然被告人的出庭形象可能影响司法者的判断，那么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衣着、穿戴方面的正当权利是否得到了尊重？

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穿的衣服可以分为“犯人装”、常人装、“混合套装”三种类型。“犯人装”即穿全套看守所服，常人装即穿普通服装，而“混合套装”则是指里面穿普通服装，外面套一件马甲式看守所服。一般说来，只有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享有穿普通服装的待遇；而一旦被羁押，就会立即换上在颜色和式样上都区分度极高的看守所服。（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被告人陈良宇在受审过程中始终身着笔挺的西服。）

那么，这些惯常性做法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人犯应当自备衣服、被褥。确实不能自备的，由看守所提供。”尽管该条的用语已经远远滞后现代法治精神，但其意思还是非常明确：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需要穿看守所服；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衣可穿时，才由看守所提供，并且没有规定一定要提供看守所服。显然，强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换装并无法律依据。

强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换装还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精神相悖。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根据这条中国版的无罪推定条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是法律上的罪犯。既然他们在法律依然是无罪的人，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穿上这种带有一定侮辱色彩的衣服呢？更何况如果中国的法官、人民陪审员也像笑话里的陪审员一样以貌取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将如何保障？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被告人众多的案件中，法院为了审理方便，往往在被告人的看守所服上印上出庭编号。编号的顺序一般与起诉书指控犯罪的顺序相同，而起诉书基本上按照罪行轻重、主从关系排列被告人。检察机关怎么排列被告人本无所谓，因为这只是公诉机关的单方指控，但是如果法院也要将被告人予以编号，这是否会对审判人员造成不当误导？事实上在重庆打黑系列案件审理过程中，许多被告人的家属就明确要求律师针对出庭编号提出辩护意见。

此外，由于囚衣的材质、保暖效果、外观式样等指标均不佳，在看守所和出庭受审时穿普通衣服俨然就成了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不但会在事实上造成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制度土壤。

当然会有人笑我太学究了。如果不强制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换装，这些家伙跑出去了怎么和其他人区分？如果允许他们穿自己的衣服，万一他们利用自己的衣服行凶或者自杀怎么办？……显然，这些考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从看守所脱逃的机率毕竟太低，况且防止被羁押人员脱逃的最佳措施难道不是加强管理和警戒么？通过强制穿看守所服来降低、防止自杀和他杀，这听起来都不靠谱。根据官方的说法，乌小青可是用看守所服的棉毛裤带上吊的。

也许，国家财政机关是该考虑减拨看守所的部分“人犯给养费”了。
 
【作者简介】
赵兴洪（1980—），男，汉族，重庆市人。西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2002），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2006）。现为西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兼职律师。研究兴趣为刑事法学、司法制度、法律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