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中心：文化研究在英国及其遗产

　　文化研究有着多重话语，它也有着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一整套的结构（formation）；自身也经历过种种不同的危机和契机。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工作。我想强调！它始终是一套不稳定的结构。它只是一种带引号（“”）的“中心化”。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

　　引言

　　最近，我漫步走进我所居住的英格兰布赖顿城（Brighton）一家新开的名叫保德斯（Borders）的多层书店和咖啡店，询问销售助理，我在哪儿可以找到社会学方面的书。“社会学？”，她答道，显然被我所问的老旧主题给搞晕了，“是属于文化研究那一类吧？”我分明感觉到了她语调中几乎未被觉察的后现代反讽的迹象：“社会学……属于文化研究。”

　　她的看法促使我去反思英国国内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当代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略显激烈的关系。它提醒我，文化研究与它的同源同类学科相比，看起来已经取得了一种支配的，我很想称之霸权的地位。甚至将文化研究自身看作一门拥有自己的方法论、自己的阐释方式、提问方式、边界和历史的分立的学科，也常常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尽管这种看法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即，文化研究可能恰恰被误认成一项有明显跨学科特征的事业，与其说这项事业靠的是那些有限定的、专门化的知识生产所形成的学术观念，不如说它更多依靠的是从事政治批判的各种形式。

　　在英国，学习文化研究和相关学科-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电影研究、运动和休闲研究-的学生与上“正统（straight）”社会学课的学生一样多。现在确实出现了好多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联合课程，这似乎是一些社会学系为了维持与一大群更热衷于学习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吉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而不是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学生之间的关联而做出的反应。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化研究与明显带有沉闷和不合时宜色彩的社会学同伴相比，已经成为很酷、很性感的学科。因此，需要对当代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提出一些批评性的反思。

　　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曾经指出，对于“被无法尽数的、对他（原文如此）来说既不是没有意义、归根结底又毫无意义的文化因素所包围”的现代主体来说，形成总体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大量的文化因素让他沮丧，因为他一点也不能消受它们，又不能简单地拒绝它们，因为它们毕竟潜伏于他的文化发展领域内部”（1968：44）。站在任何一个大书店的文化研究展区之前，我们非常容易认同西美尔所说的那种被淹没的感觉。归在“文化研究”这一范畴名下生产出了那么多的著作，以至于很难突显当代的各种趋势，很难指明在词汇制造的海浪中究竟哪些是真正有新意和有趣味的东西。

　　在这里我不想描画英国文化研究的整个轮廓，或者可以说我只突出那些需要陈述的问题。我更愿意探讨那些需要做更充分思考的核心问题，而不想停留在迄今为至对它们的思考上――文化研究必须给当代社会分析提供什么东西。我尤其要探究的是那些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所做的分阶段的单线阐释，这些阐释首先将文化研究史看成一段分离的学术史，并引发了对于目前大学体制化的关注。结合对于文化研究的官方历史的质疑，我要去探讨的是对文化研究之内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显现缺乏批判性反省这一问题。最后我将考察当代文化研究的几个实例，探寻文化研究是否已经像某些人倾向于认为的那样，或者像那位销售助理以含蓄暗示的方式表达的那样，取代了社会学。

　　从霍加特到霍尔……

　　目前，在英国明显存在着某种追溯文化研究发展的官方历史的努力，它已经被确立为对文化研究的某种叙述。每一位读过学生对这种叙述的综述的老师，都相当熟悉这种叙述，它通常包含如下一些事情：

　　当理查德·霍加特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写《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写《文化与社会-1780－1950》和《漫长的革命》的时候，文化研究便已经开始了。（有时，有人也提到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但不总是提起它，因为这本书很长，几乎没有几个学生有时间或者有耐心将它完整地读一遍。）然后，取决于学生研究的程度，他们将提到1960年霍加特因为企鹅出版社的案子（对D.H.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淫秽诉讼）在法庭上的表现。在赢得案子之后，故事依然在继续，企鹅出版社捐赠了一笔钱给霍加特，他随后用这笔钱在伯明翰大学建立了一个中心来研究文化。不久，这个中心为斯图亚特·霍尔“接管”（这时，霍加特正式退出了这个故事），后者随之成为了中心的主任，他，连同一些年轻聪明的学生，阅读了许多法国社会理论和葛兰西的著作。因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早期，顾及到了新马克思主义激发的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后者致力于理解意识形态如何存在于大众文化当中并通过大众文化起作用，并不把原始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置于首要位置，以及文化抵抗形式是如何出现的-其余的东西，就像这些综述文章总会说的，就是历史。

　　我真的不想否认上述这些事情确确实实发生过-很显然，某些个人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是重要的，某些机构的确会成为某类特殊的知识活动的焦点。的确，有些对于文化研究领域的有益的介绍，尤其是在英国，是带着某种慎重的态度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见Storey 1996；Turner 1996；Mulern 2000）。我在此不想为目前这个叙述得非常精彩的寓言再添加另一个版本，倒想提出对这个叙述所遗漏的几个方面的探讨。

　　这种叙述存在一个问题是，它们倾向于强调学术文本的出版，认为是后者“生产”出了作为大学里所教的一门学术学科的文化研究，而不是将这些文本本身看作是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起、在成人和工人教育学院内部产生的、旨在实现社会变革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许多学生和教师在试图理解文化研究背后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及其目标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尽管许多人赞成霍尔的观点――对于文化研究的那个起源的寻找是“令人着迷的但又是虚幻的”，在“学术事件中纯粹的开端是非常罕见的。相反，我们发现的是连续和断裂”（Hall 1980：16），但是文化研究的各种（叙述）历史依然时常将它的起点定在1957年前后。

　　对于许多处于优越地位的年轻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大学生来说（尽管英国高等教育有了“扩充”，但工人阶级学生上大学的机会30年来并没有增加），文化研究看起来与运用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解构“文本”的方法没有多大差别。然而，60年以前，那些试图去理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人，却潜心于一种不同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文化研究”，如果他们确实这样提到的话，首先指的是成年工人教育。正是创造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的期望，促使许多教师将工人教育和对于日常生活的分析当成了一种政治斗争。尽管在那些想促进有鲜明社会主义和阶级限定的针对工人教育的教学方式的人与那些想进行更为自由和普遍的成人教育的人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最主要的目标是一种扎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之中的教育实践方式，而正规教育并没有向人们提供过这种教育。尽管这种理想化的观念从未完全实现，但它却提供了产生文化研究的背景。正如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简洁地指出的，“从独立的工人教育运动的余烬中出现了文化研究的凤凰”（1997： 9）。

　　纪念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主要意义与其说他们在特定时刻写出了著作，不如说他们都是处在正规高等教育部门边缘或外部、参与了这一政治过程的成人教育家。斯图尔特·霍尔在一段时间里也是大学校外教师，而且他将自己的大段职业生涯奉献给了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的成人学生，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他在这个地方可以教授那些没有优越出身的学生并与他们互相交流，从而保持了文化研究教育实践的精神（参见“一个流散知识分子的构成”，收入Morley  Chen 1996）。强调以下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即文化研究的形成首先是一项为了工人阶级成人的大众教育而进行的政治事业（Steele 1997：15）。当时，随着这种教育的条款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方面都被融入了“资产阶级”大学的各个系――而这一般都发生了，就始终存在着一股张力。这种从自足的成人和工人教育领域以及政治实践领域向以大学教学为基础的学科逻辑的转变，限制了我们对于文化研究的起源、文化研究是什么以及它今天可以是什么的理解。就像威廉斯强调指出的：

　　简直不能过分以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解来强调文化研究的意义……它同时出现在成人教育里：在工人教育协会，在校外的扩展课上。我曾经读到过一些对于文化研究发展史的说明，它们显然从若干文本来断定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我们都知道这些说明将《识字的用途》、《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文化与社会》等著作排成队并且以此来断定时间。但是，事实上，早在40年代后期……甚至在30年代，文化研究在成人教育中就非常活跃了。它只印出了后面这几本书，并获得了某种普遍的学术承认。我常常为当时在这一领域非常积极但没有出版成果的许多人感到悲伤，但他们在建立这项事业方面做的事与我们任何一个人一样多。（Williams 1989：154）

　　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新的或有原创性的见解。其他一些学者以前也在一些不同的语境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例如，Dunn 1986； Laing 1986； Davies 1995；Dworkin 1997）。相反，这种观点是对形成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的提醒，而这一方面正面临着被从集体记忆中驱除出去的危险，会给我们如何构想文化研究的当代关联带来难以解决的后果。当一个像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一样敏锐的评论员宣称文化研究的“主要场所总是一直在高等教育机构和书店”（2000：7，着重号是加上的）的时候，需要同这些冒险将文化研究的历史目标（和显现场所）叙述成一种非政治化的人文学科的评论进行一定程度的争论。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警示是，尽管提到“英国文化研究”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简述方法来强调某些有关在社会生产、主导型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当中理解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普遍内容，但却容易产生一种暗示并不存在的虚假统一性和内聚力的效果。文化研究的著作（宽泛意义上）确实产生在英国――一个有特殊地理－民族特色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说只存在一种英国文化研究传统，而某些综述暗示的就是这一种传统。以上所强调的这些围绕着成年工人教育的著作，威廉斯著作中建立起来的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更为格式化和正统的分析，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干涉主义著作以及对女性主义分析的重大贡献，英国1990年代黑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由许多“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post-CCCS）”的研究者，或其它中心，诸如开放大学、东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大学的研究中心提出的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新民族志学”，都可以说参与了文化研究工作。1　然而，如果将它们都描述为构成了“英国文化研究”，仿佛它们的著作都共同拥有核心的概念和方法论关注，而不管它们产生的时间和地点，那么，就把能指扩展得太远了。我现在要转入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t）想象的问题。

　　在英国文化研究中质疑“英国人（British）”

　　无论我们如何赞同那些潜心于为工人阶级创造更好社会环境的人们在早期对大众文化的学术参与，如何赞同在这种转变中文化研究的教育功能，但某些问题依然被边缘化了。尤其是女性主义学者清楚地证实了，在很多研究著作中假定了一种规范的男性偏见，无法严肃地阐述那些涉及社会性别身份、性别的问题，也无法对父权制作出充分理论化的说明（see Brundson 1996； Franklin et al. 1991； Gordon 1995； Gray 1997； McRobbie 1994，2000； Nava 1992）。实际上，许多人认为工人教育协会中所教的各种知识应该集中分析那些更严肃的“公共”问题，比如政治、国际关系和经济问题；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基于一种认识，即与人文学科相关的所谓“软”学科会削弱工人的革命事业；这显示出某种男权主义和父权制的傲慢（cf. Steele 1997）。

　　为保护“真正的”工人阶级群体免受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而提出的一些主张已经在特别激进的民族（国家）形式内部发生了作用，但我想通过突出它们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简要地讨论另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许多早期的重要研究几乎不提种族结构在说明英国民族主义问题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没有对以下事实――他们经常提到的和依赖的都是一种非常英格兰式的、而非不列颠式的敏感――作充分的思考。这种理论忽视为那些想从早期创建者那里描绘出某种学术世系的人提供了余地，他们完全忽视“种族”和种族化在当代文化研究之中的关键主题地位。

　　英国在1939－1945年战争期间和随后立即发生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变革，为文化研究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文化研究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为此时英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衰落提供一套答案的努力（Hall 1980； 1992）。战后时期出现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变革，特别在那个时候，由于严重缺乏重建基础设施的劳动力，英国就从自己以前的殖民地招收许多有技术的手工劳动者以及护士和医生。因此从亚洲、非洲尤其是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而来的移民，决定性地改造了英国政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Solomons 2000）。与其说“种族”现在已经被引入英国人的灵魂――它一直在改变大都市的习惯、风俗以及模式，不如说尽管英国的殖民关系至少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发生在越洋的“外部”地域，但现在英国在它的中心要被迫面对它的帝国主义遗产的真相――“岛国种族”看起来不再是那么离群索居的了。

　　尽管政府官方对移民持欢迎的态度，但至少直到1960年代早期，亚裔人和黑人还在英国的大街上面临着暴力和敌视的对待。尤其到1970年代更是如此，当时的人看到国内经济低迷和更广泛的国际性衰退，英国制造业燃料供应的急剧下降，失业率的上升，就突然在政治上抛弃了英国的亚洲人和黑人，揭露他们是“国内的敌人”，认为是他们夺走了本土英国人的工作。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人们可以看到在政治上出现的从战后阶级合作主义向选举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新右派”政府的转变，后者将“自由市场”的经济方式与更为明显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结合了起来。“种族”现在与移民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胶囊，因为它带来了对国家政体（ state of nation ）的焦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和国家（ body politics）的危机。

　　如果穆特（Munt）所说的――“工人阶级的身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浸入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这个原则对于理解工人阶级文化研究的最终巩固非常重要”（2002：2）――是正确的，那么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那种超越各种新的“种族”界线而重新配置的破碎的、调解的和结盟的工人阶级特性，在1950年代和以后直到1970年代后期及1980年代早期这么长的时间里，在文化研究内部几乎没有得到理论化的探讨。当英国被这种社会文化的大动荡控制之时，文化研究仍旧固守于1950年代认为存在的那些工人阶级生活的概念，没有对这些变革做出充分的反应和理解，却将任何对完全以阶级术语分析文化构成的改变都视为是对文化研究目标的否定（比较Owusu 2000）。

　　尽管迪克·赫布迪奇（Dick Hebdige）、实际上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早期重要著作是《控制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1978），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例外是在1982年出版的《帝国归来》（Empire Strikes Back），后者被一些人看作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重要的干预著作之一（Solomos  Back 1996：10； Hall 1996：270）。这本书试图解释英国的社会斗争是如何必须被置于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中，而且其中用“种族”来阐释和“处理”这些问题。然而即使在这里，展开“种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努力也遇到了抵制。就像霍尔所回忆的那样，“让文化研究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增加对于种族、种族政治和反抗种族主义批判性质询以及对于文化政治的批判性质询，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理论斗争……它只有经过长期的、有时相当痛苦的――的确经过痛苦争论的――内心斗争来反抗一种强烈的、无意识的沉默，才会取得胜利（1996： 270）。经过对《帝国归来》出版背后的学术工作背景的讨论，霍尔继续说，”保罗·吉尔罗（Paul Gilroy）和写作这本书的那群人发现，要在帝国中心创造出让这项工作继续进行的必要的理论和政治空间，是非常困难的“（同上）。

　　许多早期文化研究工作的基本关注就是追溯文化的重要性，形成跨阶级的忠诚，找到知识分子在这个文化中的位置来重新表述工人阶级抵抗方式的形成，并赋予其权力，这种关注当然源自对葛兰西及其“民族－大众的（national-popular）”概念的解读（Forgacs 1988；1999）。显然，民族－大众的概念给国家政治策略方面的运作留有批判的余地，但也意味着民族本身常常被看作一种既定的存在。霍尔认为吉尔罗的介入标志着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即脱离了把“民族”当作政治斗争场所的这种根本不是问题的研究：

　　民族－大众的概念当中既有一些强有力的因素，但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东西……它[……]把我们嵌入到一种奇特的争论当中，在那儿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国家中处于社会主义边缘：你可以创造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民族－大众概念，它可以与别的地方没有任何关联。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我们能从这种状态中得救，只是因为我搬出了伯明翰中心而吉尔罗却搬了进去！如果你沿着那条道路走得太远，认为政治的首选对象必须是民族――民族－大众，而不是大众――那你就会被它俘虏了。（1977a：29）

　　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独特性的某种“赞颂”式的说明往往在重复这一问题。它们无法说明文化之间和跨国的学术流动有助于改变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同时也忽视了是更广泛的全球社会环境――尤其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首先为阶级政治形式的出现提供了空间；这大概是许多历史叙述对詹姆斯（C.L.R.James）其人其书的讨论如此之少的原因。

　　保罗·吉尔罗自己是通过与人合写《帝国》这本书，在1980年代早期加入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他随后恰恰花了自己很多的从业时间去设法摆脱这些狭隘的观念束缚，因此就与文化研究构成了某种矛盾关系（参见Smith 1999）。在这种背景下，吉尔罗1987年出版了《英国联合王国的国旗上没有黑色》（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成为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此书混合了社会理论经验分析、历史感受，牵涉到渐进的社群（community-based）政治和思想的原创性，因此成为一部重要的文化研究文本。实际上，许多人经常会这样马马虎虎地引用此书，但是往往很难看到那些宣称已经读过此书的人能够充分领悟此书论辩当中隐含的意义。吉尔罗在他的就职演讲中，明确将他的工作描述为将“对于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反感和对于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主义提出的挑战时公正地、伦理地行事的责任的关注统一了起来”（1999：184）。对于吉尔罗来说，“种族”问题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历史问题都不是英国社会发展的附带现象。这些问题的形成过程对于理解英国经济是如何被建构、阶级关系如何被调控，它随后又如何更普遍地影响到文化的形成以及民族身份的感受，都非常关键。因此，任何文化研究工作都必须坚持去理解“种族”作为阶级和民族主义赖以生存的一种形态在如何发挥作用。换句话说，需要在英国的社会文化史对作为行为者的黑人中进行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叙述本身的种族性。吉尔罗将《英国联合王国的国旗上没有黑色》的写作当成是对文化研究中“那些太过种族中心维度的矫正”（1987：12）：

　　我越来越厌倦于不得不应对在纯粹的、同质化的、反映着“生活关系”的民族单元内部分析文化所带来的影响；由于这个领域对“种族”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由于民族主义的种种形式被一种学科所承认，后者不由自主地走向对英国（English）和英国性（Englishness）的病态赞美，将黑人有计划地排除在外。（同上。）2

　　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对英国文化研究所做的另一种详尽的解释，就是一个适宜的例子。他在1966年出版的第二次修订版中，在阐释“种族”、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候才对大众文化的地位有了一点点严肃的讨论，在后来的版本中才稍稍认真触及到吉尔罗对几位“创始人”淹没于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批判。如果说特纳展现了一种稍晚的认识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例子，否认“种族”及其对于构成文化研究的关键性作用，而且，由此带来的概念争论出现在最近出版的（另外一本）介绍英国文化研究的作品当中。作者在此书中做出了如下敷衍的评论：

　　我（在此书中）不打算讨论“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出现，也不讨论最近出现的对于文化当中种族和“他性”的重要思考。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尽管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都没有提到文化研究传统重点要分析的问题。（Tudor 1999：7）

　　这种“权威”的解释具有一种潜在的、制度授予的权力，可以改变我们理解那些构成适宜文化研究的领域的东西的方式—这最终涉及到这门课要教什么和谁来教的问题，如果考虑不到这一事实，就容易忽视这种被曲解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然而，都铎（Tudor），以及其他类似的短浅的解释，在解释时比较正确地阅读和理解了吉尔罗的一些观察：

　　从种族历史角度考察文化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指出它与英国文学、历史和新左派政治的联系。还需要从更广阔的、现代的、欧洲思考文化的诸多传统当中建立一种解释，以说明这些英国人创造性地借来的有关文化观点，并考察它们在每一阶段给作为知识、权力和文化批评之对象的种族化的它者所提供的位置。尽管这很困难，但应该将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对于那些紧迫的需要-将黑人的文化表达、分析和历史严肃地置于学术讨论范围，而不是用“种族关系”这一观念将它们打发给社会学，然后再抛弃到大象坟场，用一些无法操作的政策干等着它们死亡-的思考结合起来。（1993：5-6）

　　由于英国文化研究当中存在的这种气氛，人们就不会对如下情况感到奇怪――1996年出版的《英国黑人文化研究》一书选择有美国背景的作家，如休斯顿·贝克（Houston Baker）、马西亚·代沃瓦（Manthia Diawara）、鲁思·林德勃（Ruth Lindeborg）以及一位美国出版商来确认英国黑人学者对于文化研究做出的独到贡献。甚至到现在，这些独到的贡献――探索后殖民性、流散身份（diasporic identity）、认同和差异的文化政治，以及文化融合性――即使在新一代的学者，如车坦·贝特（Chetan Bhatt）、马巴纳·赫斯（Barnor Hess）、杰尼·艾费昆尼威（Jayne Ifekwunigwe）、博比·赛义德（Bobby Sayyid）以及洛拉·扬（Lola Young）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到，但依然是排斥的，只象征性地承认了考比纳·莫瑟（Kobena Mercer）、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和吉尔罗本人的类似表述。

　　早期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们在摆脱种族绝对论思想、质疑他们学术研究的民族局限性方面出现的疏忽，在理查德·霍加特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中可以看到。霍加特在合并民族身份（nation identity）与种族化的族性（racialized ethnicity）这两个概念时，以及随后无法从民族―大众方面消除关于移民的讨论之时，重复了这些错误。霍加特，就像大多数解释所公认的那样，恰恰被归为对文化研究的历史起关键作用的人，因此对于那些日益保守的评论家来说，他目前的让位是一个小小的学术悲剧。霍加特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途径》（The Way We Live Now）中责备那些宣称英国是多元文化社会的人（“完全不是这种情况，”1995：165），因为英国在种族上的少数民族群体构不成一个值得如此描述的足够大的人口比例。他继而提出，将英国描绘成多元文化社会则为白人种族主义者提供了的“弹药”（同上）――他们大概会感到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文化受到了侵蚀。霍加特补充说“在最近二三十年里有了来自不同文化的大量移民。这些人应该被全部接受”（同上）。

　　霍加特的观点无法说明一般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多变性和融合性。所有的民族文化从生来就是多元的，事实上它们都必然容纳了各种语言的、地域的和种族的类群并以此作为构成部件，在这一意义上说民族文化是“多元文化”，必然会出现误导和同义反复。如同从理查德·杰肯（Richard Jenkins）到爱德华·赛义德的多位作家们所指出的，有关族群特性和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和文化交流，是正常的（norm）。但这一点并不为霍加特所重视。霍加特为了与虚构的单一文化的英国作对比，无意之中使得他自己与英国右翼政治家如诺曼·泰比特（Norman Tebbit）站在了一起，而后者曾经认为英国是，而且永远将会是（假如移民被限制，甚至被废除的话）一个单一文化的、根本上属于白种人的基督教社会。

　　正如霍加特认识到的那样，我们对于民族性、文化身份及差异的理解不是由某个特定群体的数量规模构成的，而是通过在特定的框架中想象、叙述和再表述文化的各种方式形成的（参考Hall 1999）。这通常意味着，对于社会中的全体公民来说，移民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会以一种远胜过他们数量规模的方式在改变民族的认同感方面――尤其在青年文化或其它流行文化领域――产生“不均衡的（disproportionate）”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拒绝“种族少数民族 （ethnic minority）”这一术语的原因，因为它意味着存在一种同质的“少数民族”文化，又意味着存在一种不连续的、不连贯的“少数民族”文化。如果从文化方面定义种族性，那么种族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就暗示某个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黑人青年文化是正好是一例证，它就变得有点让人误解和自相矛盾了。

　　将近十年以前，吉尔罗在讨论威廉斯关于真实和非真实的民族归类所做的令人怀疑的解释（参见Williams 1983）时，就曾经争辩说：

　　威廉斯将有关“种族”的讨论与有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论结合在了一起。然而，他对于“种族”的理解受限于“新民族”到来后出现的社会的、文化的种种紧张状况。在他看来，“种族”问题源于移民，这和右派的看法一样。对于“陌生邻居”的憎恨被看作是最终对“种族”和“优越”进行意识形态规范的过程的开始。威廉斯，沿着他那条通向“某种新的和实质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勾勒出一幅与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相同的有关“种族”、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之间关系的图景。（1987：49）

　　十年以后，霍加特自身在很大程度以同样的方式在理论上成了泰比特的同盟，暴露出对围绕“种族”、民族主义和文化构成而出现的种种理论危机的可疑的忽视和误解，而后者正是文化研究依然要努力充分理解的对象。

　　当代的文化研究

　　如果有可能去追溯英国的文化研究事业在当代出现的某些趋势，人们就会含蓄地、有时甚至会公开地抛弃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而来的一些核心概念。例如，安迪·本内特（Andy Bennet）关于音乐文化的重要研究就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经典”传统所建立的对于亚文化理论的过度决定论的阶级中心化解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于感觉得到英国静态阶级结构在解体，本内特和其他的“后亚文化主义者（post-subculturalists）”（see Muggleton 2000； and also Miles 2000），致力于从人们赋予意义和建构自身生活体验所依赖的主观解释当中，而不是从“阶级抵抗”和社会关系已经产生的“真实的”亚文化方面来理解人们的消费认同和生活方式选择；马葛尔顿（Muggleton）称之为“后现代的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m）”（2000：6）。

　　民族志研究被当作一种可以挑战诸如亚文化这样的“自上向下严密组织”的概念的方法来用，而亚文化概念被认为与过时的有局限的、僵化的阶级反映的身份观念紧密相关，已经无法回应（后）现代群落那些流动的、暂时的、异类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因此，本内特尤其吸取了马非索里（Maffesoli）的“新部族（neotribes）”概念和诸如史蒂夫·瑞德海（Steve Redhead）那样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的著作，以及赫布迪奇和霍尔的早期著作（see Bennett 1999a，1999b，1999c，2000）。就像洛瓦特（Lovatt）和蒲克斯（Purkis）在总结许多后当代文化中心（post-CCCS）的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愿意认同的立场时所说的，“我们认为理解大众文化需要理论的灵活性――在解释之前先投入移情；这会避免因受引诱而堕入到一种客观化的文化元理论当中”（1996：249）。反霸权实践所在的地方，时常将身体视为具有颠覆性、创造性和内在多义性的“政治”抵抗的场所，例如在斯卫特曼（Sweetman）对于纹身和身体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中可以感受到“亚文化”（1999a；1999b）。斯卫特曼认为当代文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从稳定的、共同的群体身份向流动的、个人化的身份认同移动：“当代的身体修饰表现为更少充当群体身份的制造者，而更多地表现为自我的表达”（1999b：71）。这本书的力量无疑源于复兴的认真建构民族志方法论的兴趣，这种方法论为依然适合于被研究问题的基本经验和理论工作留下了余地。但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确，即，这种工作是否能够联系上社会当中发生的更为广阔的、结构性的、这些文化实践必然置于其中的那些改变，或者能否联系上有关权力和在这些更为分散的社会构成之内及其之间出现的不平等的那些讨论，而到目前为止，这都是这些新研究通常会忽视的内容。

　　然而，在人们可以证明出现了一种脱离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提供的稳定性的“后现代转移”的同时，也出现了热衷于对文化研究分析的许多对象进行阶级定位的复兴迹象。为了努力回应受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怪异（Queer）理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拒绝阶级的理论框架――的影响而出现的诸多争论，萨利·穆特（Sally Munt）强调“文化研究首先是对日常生活的叙述 / 研究，并自明地宣称日常生活充满着阶级关系。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这个事实并不能说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只是暗示对于自由多元主义的牢固信仰取得了成功”（2000：10）。这种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对于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美好往昔时代”的怀恋之上，而是建立在努力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模式进行文化分析的可能性和问题性以及早期著作的缺陷进行真正的反思之上，而不是对其做简单修订或彻底批判。实际上，她自己的研究著作谨慎地发掘了女同性恋身份和怪异理论的轮廓，始终牢牢地抓住对民族主义和阶级身份进行更为广阔的讨论（参看Munt 1998）。

　　目前在文化研究内部还存在其它一些更成问题、更值得简要提及的倾向，尽管它们并不单单与英国的研究有关。由于受某些流行的解构形式和在社会理论当中更普遍流行的“语言学转向”――通常由于对德里达的拙劣的阅读和翻译所致――的影响，某些哲学观点在阅读和解释文化形式方面已经达到了流行的程度，经常抹去这些实践扎根于其中的社会背景。从另一方面来说，依然有许多对于文化的文本分析脱离了生产它和消费它的物质条件，因此无法发展出一种充分综合化的分析模式――麦克罗比（McRobbie）称之为“文本的陷阱”（1994：39）。对Nike鞋的商业广告节目所做的有关示意活动、文本间性、拼凑修补和主体间阐释的对话过程进行解构是一回事；而将这一点与鞋子本身在东南亚的剥削性经济生产以及直到它们在西方城市里头贫困的内城区被消费联系在一起，并与它所产生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一个经常不被提及的过程。正如霍尔曾经警告过的那样，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有将它变成一种深奥的学术追求的危险，“权力”和“抵抗”可以无处不在（因而也就无处可在），几乎完全脱离了人们的日常体验（见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收入Morley  Chen 1996，以及 Hall 1997a）。显而易见，文化研究首先需要保持与文化的生产和形成所依赖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协调关系，让这种关系适合于阐释文本自身当中的特定意识形态，以及联系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如何企图通过或者无法通过文化来召唤人民，来说明“受众们”如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阅读、理解和领悟这些文化实践的意义。

　　社会学vs.文化研究：还有人被这种争论所困扰吗？3

　　在1996年的英国社会学协会年会上，身为该协会主席的斯图亚特·霍尔在讲话时指出，他对学术界授予他的荣誉感到惊讶，因为他从来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学家。4毫无疑问，有许多别的学者也会同意这一点。霍尔随后概括了他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间开展工作的出发点。“我们转到了T.帕森斯，”他说，“只要是他拒绝的东西，我们就阅读”。尽管他把这种选择当作轶闻趣事来定位中心所做的参与的、反省的和批判的学术工作，但也谈到了――也许无意之中，至少已经觉察到了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已经存在着一种张力。由于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抽象理论建构和知识收集的形式要比参与性的社会政治分析和行动更重要，并尝试建立一种实证的社会学形态，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反映客观事实或自然科学假定的“客观性”，文化研究因此就被看成低劣的、有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计划。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社会学家容易“否认文化研究的伦理批判功能，坚持认为传统的社会科学概念是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Wolff 1999： 505）。霍尔的评论似乎证实了这种观点。至少如霍尔所叙述的那样，文化研究工作并不涉及与帕森斯和某些功能主义理论形式交战的问题，而完全避开这些争论并引发了其它一些有关权力、意识形态、主体性和文化抵抗的问题，后者在由社会化、规范和价值舆论构成的传统的社会学话语内部是无法想象的。当阿尔文·格德纳（Alvin Gouldner）在1970年代的开端（1970）示意西方社会学面临危机，并试图难过对帕森斯社会学的批判性冲击来应对这个信号的时候，文化研究却将自己的争论定位在社会学无法进行充分分析的一些社会性方面――日常生活、大众嗜好、边际的（laterally）语言和意义。

　　对于一些社会学家来说，文化研究采用的学术方法基本上是反社会学的，远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动力，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项“肤浅而无用”（Tester 1994：9）的工作，显然“无法面对任何近乎庄重风格的事物中存在的文化和道德价值方面的重要问题”（同上）。5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布赖恩·特纳（Bryan Turner），也以类似方式批评当代文化研究无异于“装饰理论”，与在社会学和社会（与文化相反）理论内部发现的社会真实当中建立的那些更真实的信条是对抗的。特纳责备那些给某些文化分析形式以特权、让它们首先扎根于“社会”内部的人。他将当代英国的文化研究与其早期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了对比：

　　将社会淹没在文化当中的企图不能带来对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充分理解。文化研究丢掉了自己扎根于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早期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原文如此）的批判传统，后者主要关注共同体（community）的丧失和媒体的权力。文化理论本身成为目的――对它自身的文本传统的自恋研究，而且，最终导致其丧失了对经验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Turner2000：xv）

　　用这种方式来概括性地做区分会存在一个问题，它必然会歪曲整个探询领域并使之同质化。许多领头的文化研究理论家自身也对这一领域的某些研究工作进行过类似的批评。理论主义――为理论而理论，与经验参与割断联系――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正好是当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自身面临的主要问题（see Craib 1992； Mouzeils 1995； Seidman 1998）。特纳以下列论断继续他的攻击，他认为文化研究由于建立在折衷的和多学科的基础之上，缺乏知识的深度和复杂的论辩，没有“从韦伯的合理化概念、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涂尔干对宗教的分析、西美尔关于精神生活和城市的观点以及帕森斯对于教育制度的民主革命的分析当中发展出一组具有宽广眼界和道德严肃性的概念。”（2000：xvi）

　　凭借文化研究理论家们做出的一系列同等重要的理论贡献，人们非常容易还击这样的论断，但这样的话，就会陷入一种学术领地的战斗（“我们的概念比你们的好”）；我在此想强调的是，这种战斗是多余的，且达不到预期目标――即使我们可以解决某人应该站在某一“边”的问题；西美尔无疑是可以被讨论的，虽然我期待从事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也应该快乐地让社会学家们讨论帕森斯。6 问题的要害更在于，文化研究并不打算否定这些观点的重要意义，而试图通过将这些观点融入新的理论框架――即在那些关于统治、文化管理和权力话语制度的话题中――来扩展它们的意义。这些意见显露出对文化研究的防御态度和怀疑态度，它们对于社会学在21世纪持续存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危机的指责，要多于对文化研究在所谓道德和知识方面的虚弱的指责。就像一位批评家感到痛惜的那样，社会学“正处在滑入黑格尔英雄悲剧式的最后的‘扬弃’的时刻，它的内在真理作为逝去理念的新传送者，在某种程度上既被维持了，但也被取代了”（Mclennan 1999b：61）。“社会学有将来吗？”，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他1996年出版的《捍卫社会学》一书中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也回答了：“不要失望！你依然可以赢得一个世界，至少可以解释它”（1996：7），这简直是一个战斗的号召。在文化研究内部很难想象会发出类似充斥着焦虑的宣告。

　　在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所做的区分在许多方面是虚假的，它夸大了它们之间分歧和想当然的所谓不相容性，却忽视了如下事实：建立社会学的许多经典理论家曾经很关注文化和意义的诸多方面，而现代社会学更多采用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却忽视了这一点（Hall 1997b）。尽管文化研究的倡导者经常声称拥有一个多重的（multi-），否则就是交互的（inter-）学科基础，吸收了历史学、政治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等学科，但实际上正是社会学为大多数研究提供了主要的元概念（metaconceptual）构架。事实上，许多在“文化研究”领域作研究的人是在社会学系内部进行的，或者是以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社会学通常出现在前面）教授的身份来做的。尽管现在许多社会学系在研究项目、教授头衔和设立新研究中心等方面做了调整以适应文化研究的影响，但是，与某些夸张的宣言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被文化研究机构所替代。（在英国更古老的大学中更是如此――年轻一点的“地方大学”和1992年后的大学试图给作为分立的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创造更为开放的空间。）

　　将二者（文化研究与社会学）分离没有丝毫意义，既歪曲了它们内在的共生关系，也无法理解文化研究在理论的、方法论的和概念方面对社会学产生根本改造的关键性方式，在过去20多年中，恰恰在某些墨守成规的社会学讲解者在竭力否定这种转变的时候，文化研究却给社会学提供了新的推动力。7　即使在文化研究发展的初始阶段，那些后来在发展社会学的体系方法方面被视为核心学者的人，也参与了一些直接促成文化研究之形成的工作。例如，卡尔·曼海姆在1930年代早期首次从德国移居英国时，就被工人成人教育协会的政治抱负和它们扎根于工人阶级群体内部的情形所吸引。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界定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师们自身既作为教育者又向工人阶级传授解放教育这种角色方面，对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师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在许多方面，成为当时将欧陆批判社会哲学输入到更为经验主义的英国学术活动的重要渠道，而这种输入随后证明对新左派的产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斯蒂尔（Steele）所指出的，曼海姆在战后以及随后时期的著作：“通过让当时的社会学学术实践面对文化问题，将其纳入跨学科的成人教育实践，使社会学学术实践发生了改变，为战后的文化研究一代铺平了道路”（1997：116）。

　　我们也可以从其它方面看到文化研究对社会学产生的影响。艾伦·汤姆里森（Alan Tomlison，1999：79）指出，如果测试1970年代早期的英国社会学家，让他们说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社会学文本，他们会首先选择涂尔干的《自杀论》，紧跟着会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仅仅在十年之后，涂尔干就“滑”到了第二位，而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1977）有关工人阶级男子如何被训练进入工人阶级工作的研究，被确认为是一部最好的说明性文本。汤姆里森进一步指出，在吉登斯本人被问到对最能体现他的建构理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吉登斯从皮亚杰（Piaget，1971）那里“挪用”的――的经验研究做具体说明时，他指出就是威利斯那本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研究著作（参见Giddens 1984）。

　　事实上，吉登斯的《捍卫社会学》中就有一章是敬献给雷蒙·威廉斯的著作。格德纳的著作也是以解释通俗文化开头的，并且用大门乐队（The Doors）演唱的“（来吧宝贝）点燃我的激情”来说明此书的核心论题――虽然底特律城正在遭受烧毁和抢劫，但这首歌显然被一家汽车制造商用来大肆宣传他们的产品。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背景”正是“我称之为‘西方社会学面临危机’所处的历史环境”（1970：xii），格德纳说。8即使像布赖恩·特纳这样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家也承认，要做的一切是调和而不是分割它们，他指出解决这种区分的办法“是让社会学更具有文化内涵，让文化研究更具有社会学内涵”（2000：xiv）。

　　对于有些人来说，特纳试图进行的区分不但不相关，而且无用。比如，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就反对文化研究（或拉什所用的“文化理论”一词）圈内那些抛弃了“社会生活形式之重要意义”（1999：1）的人，还反对那些“藐视文化”的社会学家，“他们完全忽视文化维度，赞成已经计算出的或正在计算的有关参与者、制度和大规模定量数据矩阵的合理性”（同上）。许多人无疑会反击特纳和拉什，指出那种分析文化的“多维度”方法正好是他们一直在用的东西。

　　如果克服了这种二元论，就需要比虔诚的声明更多的东西，需要重新思考社会学提问的本质和目的。可能是这样的，尽管它们明显享有共同的基础，但文化研究优先考虑语言、主体性和身份的被建构性，并以此作为理解权力、意识形态和社会等级制度的途径，与其它通行的方法――即，将社会看作一个先在的既定存在，然后试图理解各种符号在社会体系内部如何被运用――不同，它反映了一种可以共存的、并不必然要被视为对立的不同的立场。

　　结论

　　读者可能会误认为我所突出的许多话题并不是目前争论的对象。问题在于，日益增强的学术专业化通常意味着，在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理论家”的人、将自己首先视为“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者”以及依旧认为自己在教育实践领域有更广泛作用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然而许多人都反对做这种三方的区别，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批判教育学的方法通常被那些对提高教学和学习技能感兴趣的人看作是专家关注的对象。换句话说，经由文化研究的教学而许可的种种方式很少被汇合到理论的发展当中，很少被用作各类社群研究的理论基础，甚至与正在发展的政治和政策关注没有一点联系――“许可”现在已经被简化成改进教学技巧以免学生不满这样的意义（参看Buckingham 1998）。文化研究可以为解放政治的民主模式确立基础，以及我们如何才能重新召集公共领域来讨论那些属于文化研究的教育话题，这种观念是一个需要我们进行更为充分思考的问题（Giroux 2000）。实际上，英国的许多左派并不是很同意将文化研究看成是参与过扩展我们对于政治范围和界线的理解的工作，他们更倾向于将文化研究理解为一种“后政治”否定和从“真实”政治中的脱离，而不是改变这个目的一种手段。因此文化研究被蔑视，因为它无异于承认种种后现代“差异”话语渗透的学术特洛伊木马，它搞乱了我们对于政治的真正（经济的）决定因素的理解。

　　与这些说明相关的问题是，他们不承认推动进步政治的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和社会理论内部“文化转向”的真正激进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不能再从理论上和政治上简单将实质化的、概念化的“经济”置于优先的位置，而通常是将它当作归根结底决定社会结构的最关键的因素。一些更为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对于无阶级主体性的重要性提供的空口承诺，无异于在试图重返自1970年代以来没有再得到发展的分析模式，后者通常将新的社会运动戏讽为小派别的、个别的和“纯粹文化的”（Butler 1998）东西。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大众传媒的学者与葛兰西/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时，莫利（Morley）指出：

　　最近一直听前者说，他们当然一直承认有比阶级和经济决定论问题更丰富的生活内容；他们认为文化和意义的问题一直很重要；在他们关注的问题当中，种族、性别和性征的问题当然一直处于突出的位置；对于虚构性传媒创作中的低级形式所作的分析当然很重要；他们当然从未认为观众是被动的盲从者或机器人……回顾这些学者与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先前发生的争论……显示出一个相当不同的叙述，所有现在看来是大众传媒学者曾经“一直承认”的东西，实际上都必须是经过一步一步地战斗才能得来的，而且必须由那些主要处于文化研究传统之内的人强加于研究议程，这与政治经济学家一方更为悲伤和切齿的愤怒的背景形成了对照。（1998：488）

　　令人疑惑的是，1930、1940和1950年代在成人和工人教育学院任教的人以及他们那些直接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变革相关的学术著作，是否认可构成今天文化研究的那些东西。这并不必然是关注的理由，防止对英国文化研究“美好昔日”的怀旧和无批判观念，显然非常重要。要论证文化研究在激进的成人教育内部的出现需要重新找回文化记忆，后者不要被误认成“对文化研究的浪漫和英雄式的概念化”（McGuigan 1997：1）和文化研究的“革命”史。要赞成对文化研究的广泛社会构成作更广阔的历史理解，就不能排除对早期著作中值得怀疑的理论缺席作批判性的评价，就不能认为当代文化研究只适用于政治教育学的实践。不过，这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代文化研究工作所依赖的本体论和伦理基础。这需要更加强调对许多研究的性质的思考，以及这些研究与公共政策关怀的联系，如果这种研究对它试图理解的人的生活仍然有用，能避免混淆的和无关的研究的话。格雷姆·特纳1996年就指出，文化研究已经对建立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内的学科正统提出了根本挑战，能够对文化在社会中的功能做出更充分、更丰富和更复杂的理解，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特纳接着说，文化研究在理解和分析日常生活上的贡献“有将我们生活改变得更美好的令人倾佩的奋斗目标。并不是所有的学术追求都具有这种实践的政治目标”（Graeme Turner 1996：234）在新自由主义管理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浸透大学和更广泛的教育生活的当代氛围中，文化研究是否能够实现自己学术的、政治的和教育的目标，目前依然很不明朗。

　　回到我在开头所提到的意见。我终于发现了社会学的区域。它被藏在几乎要燃火的仓库后面，藏在商业管理、顺势疗法和少儿剧的文本当中。而且没有文化研究的区域。解释你想要的东西。

　　1　至少从参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家数量方面来说，哥德斯密斯（Goldsmith）算得上英国文化研究的新中心。（我非常谨慎地将某些机构再次称“中心”，因为这必然“排斥”其它的生产空间。如特纳所说，考虑到许多历史叙述忽视以加的夫[Cardiff]大学为基地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一直容易受制于大都市控制的程度，而且既有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也有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边缘”[1996：76]；另外参见Schwarz[1994].东伦敦大学目前有许多重要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在跨系开展工作，而在曼彻斯特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建立的曼彻斯特大众文化研究所，已经很快有条理地将自身确立为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引领中心。因此，我当然不想暗示我们必需认为哥德斯密斯的讲师们的成果比目前在其它地方在创造的成果“好”。）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主管的哥德斯密斯文化研究中心，谦虚地宣称要成为一个“超学科的中心”，“一个学术活动和学术发酵的基地”，尽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哥德斯密斯那个不太有名的城市和社群研究中心实际上更有可能去实现早期文化研究具有的那种教育学的和干涉主义的雄心。

　　2 吉尔罗曾经指出，“看来无法否认霍加特从他对于战后阶级和文化的讨论中全面排除‘种族’问题体现出明确的政治选择”（1996：236）。

　　3　因解释这一行话需要向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致歉――见格罗斯伯格与尼古拉斯·加汉（Nicholas Garnham）之间就越来越多的传媒研究观点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与斯道雷（Storey）1998年著作中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方法之间的相关性所做的交流。这场争论的一些方面费古森（Marjoie Ferguson）和高丁（Peter Golding）早在1997年就预演过了（二人合编了《质问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一书）。凯尔纳（Kellner）轻蔑地说早期的争论“无关紧要”，就像许多参与者“互相谈论往昔而且时常用人身攻击来代替讨论一样”（Kellner 1997：120）。参看迈克赖南1998年的研究（McLennan 1998a）对文化研究争论中日益激烈的社会学特性所做的调查；也可以参看E.朗（E. Long）1997年出版的论文集（《从社会学到文化研究》），尤其是史蒂文·兹曼（Steven Seidman）和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所写的那一章。相较于社会学，对指责文化研究的批评做出有力回应的内容可以在莫利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Morley　1998）找到；也可以参考麦克罗比的著作（McRobbie 1999）。

　　4 例如，西蒙·弗瑞兹（Simon Frith）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表达了他的惊讶和困窘，即使“由于我水平一般并没有正式研究过英文”，现在却成了一名“英文教授”（Wolff 1999：499）。

　　5 这种批评并不新。例如，霍尔回忆起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1964年刚开幕的时候，“来自社会学的严厉抨击”（1980：21）就直接指向了它，企图从表面上将文化研究置于它的领域：“中心的开幕收到了两位社会科学家写来的一封信，发出了某种警告：如果文化研究超过了它固有的界限而承担了对当代社会（而不仅仅是当代社会的文本）的研究，且没有‘适当的’科学的（即准科学的）控制，就会因非法跨越研究领域的界线而激起诸多的报复”（同上）。

　　6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帕森斯用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很难合并西美尔提到的各种有关都市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现象社会学观察，而这些随后由文化研究做了更充分的探究，特纳在这里掩饰的就是这些东西――参看Levine 2000有关帕森斯面临西美尔社会学各个方面的难题的讨论。

　　7 或者如吉尔罗激烈的指出的：“在社会学领域，像在许多其它领域一样，有一股强烈的怨恨之气，自认为所有这些围绕文化和它的复杂性的争论都是社会学已经知道的或实践过的东西。我认为那是胡扯，但非常有趣的是这种立场将自身表现为常识……更有甚者，对我来说紧接的问题是文化化（culturalisation）的问题，对于文化工作的新奇的敏感性一直出现在作为学科的社会学的闭塞和瓦解之中。这种学科的困境产生了一声围绕文化及文化工作的政治斗争”（Smith 1999：18）。

　　8　有人可能会反驳这些事例，认为吉登斯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发展出对于文化本身位置的深奥的分析，而且实际上有关威廉斯的那一章是此书中最短的一章。而且，格德纳（Gouldner）所写的开篇一章的第一部分实际上就叫“作为大众文化的社会学”，而且肯定不是大众文化的（of）社会学，显然是不同的东西。确实在这两本书都不能发现对于大众文化的文本阅读。这说明，两者至少都为分析文化和大众文化进行更具有社会学见识的分析打开了一种可能性。

　　本·卡瑞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