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探析
发布日期：2011-03-14 文章来源：互联网
关键词：汉代;女性;婚姻自主权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婚姻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古代女性而言，她们的婚姻更是她们一生的保障。一般认为，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父权和夫权的双重压迫，古代女性丧失了婚姻自主权。但是事实上，古代女性在婚姻选择上却并非完全被动，她们也有一定的自由，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享有的婚姻自主权也有所不同，汉代女性在婚姻中拥有高于后代妇女的权力和自由。当然由于汉代对家长权的维护和“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她们的婚姻自主权还是相当有限。下面具体从她们的结婚权、离婚权和再婚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汉代女性的结婚权
汉代婚姻成立时，在贯穿着“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同时，汉代女性也享有一定的结婚自主权，所以汉代女性的结婚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结婚大多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礼教之一，婚姻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男女婚姻必得由家长来决定。
汉代法律对婚姻的规定很少，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在婚姻问题上不受约束，他们的行为主要由“礼”来规范。礼起源于原始社会时的祭祀活动，后来成为社会一切行为的规则，是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汉代婚姻的缔结就受到“礼”约束：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这一点从东汉班固整理的《白虎通德论》可得到印证。《白虎通德论》由汉代皇帝亲自钦定，集以往经学之大成，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其中第九篇《嫁娶》对当时社会的婚姻状态作了规定，确定了婚姻成立要“必由父母”及“有媒有聘”。(“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白虎通·嫁娶》) 汉代虽然没有在法律上确定“父母之命”，但“父母之命”显然得到法律的支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父母之命”成为判案的依据
《太平御览》卷640引董仲舒《春秋决狱》：“甲夫乙将船，会海盛风，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日，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日：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佚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决于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此例说明，甲在丈夫尚未安葬的时候改嫁，依照法律要被处以弃市，但是董仲舒据春秋之义，认为甲是遵照父母之命改嫁，所以“非私为人妻”，不应该定罪。可见，在汉代，法律和礼教开始合流，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沿用礼教的原则来进行判案，按照礼教的观点，结婚遵循“父母之命”，其正当性不容怀疑。
2、法律维护家长的权威
秦汉的法律都极力维护家长的权力，特别是汉代强调“孝道”，所以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汉代，“不孝罪”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不顺父母、不听父母教令，也属不孝行为，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重则处以死刑、断足、流放，轻则被黥为城旦舂、废爵位或削官职。
《汉书》记载：梁国的任后和陈太后对李太后(陈太后的婆婆)“多不顺”，结果任后被处以弃市，陈太后被夺去汤沐成阳邑。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乐成王因“坐轻慢不孝”被“废为临湖侯”。
汉代法律除允许父母根据家法自行惩罚不服管教的子女外，还赋予父母以送惩权。父母以任意罪名上告子女，官府都会受理，予以查办。但是子女却不能告父母。
“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勿听而弃告者市”。
由于法律的极力维护，汉代的家长权力很大，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家长的主婚权，但法律维护家长对子女的管教权以及要求子女对家长的顺从，实际从另一侧面支持了家长的主婚权。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家庭的子女婚姻都由家长决定，不庸置疑。
从汉代史书记载看，由父母为子女婚配的例子比比皆是。吕雉的父亲吕公善于相命，见刘邦相貌非凡，必大富大贵，在吕雉尚不知刘邦为何许人就把她许配给刘邦。张负的女儿“孙”也是由父亲作主嫁给陈平。汉代的文学也反映了这一点，乐府长诗《孑L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母亲对儿子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虽然焦仲卿不愿舍弃妻子刘兰芝，却对母命不敢违背。
(二)汉代女性拥有一定的结婚自主权
在汉代，“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是主流，但是相比于后世来说，妇女也有一定限度的婚恋自由。
因为礼教在后世对法律的影响远大于汉代，后世的法律儒家化越来越明显。在汉代，父母的主婚权只是一种世俗做法，但后世将其上升为法律条文，法律不但明确规定家长的主婚权，而且对违背家长意愿结婚的行为进行惩罚。如元代规定：“嫁女皆由祖父母父母、父亡随母婚嫁”(《通制条格》卷3“嫁娶所由”所引)，明律也规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子女不遵循“父母之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唐律》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者，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唐律还相比宽松，对于在外的子女，自行结婚的给予承认。但如果没有结成婚，照样要遵守“父母之命”，否则“杖一百”。明律就严厉多了，规定：“(卑幼)未成婚者以尊长所定，自定者从其别嫁，违者杖八十，仍改正”。
汉代法律并设定这些条条框框，所以，与后世相比汉代女性在婚恋上自由得多，有一定的自主权。如东汉女子孟光，一直到30岁还不嫁人，“父母问其故，女日：“欲得贤如梁伯鸾者”。孟光自己选择夫婿，父母也顺从她的意愿，将她嫁给梁伯鸾。东汉邑人刘氏，有女甚美，吕范求之，刘女的母亲嫌吕范家贫，“欲勿与”，刘女日：“观吕子衡(吕范)宁当久贫者邪”，于是嫁为吕范妻。最为著名的事例当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他们一见钟情，当夜相伴私奔，既无“父母之命”，更无“煤灼之言”，他们既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没有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卓父卓王孙的兄弟朋友还劝说卓王孙善待他们，后来卓王孙“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在司马相如功成名就之后，“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为使女得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
二、汉代女性的离婚权
汉代女性不但在结婚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在离 婚上也享有适度的权利和自由，只不过这种权利和自由远远无法跟男性相比。
(一)离婚权主要由男方掌握
中国古代历来有男方单向解除婚姻关系的做法，先秦时已有所谓的“七出之条”，实际上就是传统礼制赋予男方的单向离婚权。“七出”的说法在《大戴礼记》中有明确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按照“七出之条”的规定，妻子只要违反其中的任何一条，夫家都可以将其逐出家门。
有学者认为“七出”之条在汉代已被确定为法律，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说：“七出之条，自汉律至今，沿之不改。”程树德也认为“七弃三不去之文，皆载于汉令，今不可考矣。”“七出”之条是否为汉代的法律，目前尚无确切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汉律没有明确规定“七出”，但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法，是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从史书、文学记载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1、不顺父母去。汉代强调孝道，所以把“不顺父母”放在“七出”之条的，
首位。媳妇要对公婆克尽孝道，否则就要被弃。据《后汉书·鲍永传》记载，鲍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仅为此事，鲍永便将妻子休弃。
东汉人姜诗之妻事婆母甚孝，婆母好饮江水，取水之地距家六、七里之遥，姜诗妻每日至江边提水，毫无怨言，偶有一日，因刮风未能按时归来，姜诗即以不孝之名将妻“逐之”。即便夫妻恩爱，也是如此。(《礼记·内则》：“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汉代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丈夫感情很好，但是不和婆母之意也被休掉。
2、无子去。在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妻子如果不能生育，“去”之名正言顺。如东汉人应顺，少与许敬相友，许敬婚后“无子”，应顺帮他“去妻更娶”。东汉人范升也因妻子无生育而弃之。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如唐律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
3、淫去。“淫，为其乱族也”。即妻子与丈夫以外的男人私通，会影响到丈夫宗嗣血缘的纯正，所以可被丈夫遗弃。汉代对女性的贞节要求并不严格，虽然法律也禁止通奸行为，但据史书的记载，女性的通奸行为比较常见，如梁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立喜欢园子，“遂与园子奸”。卫皇后的姐姐卫少儿先与霍仲儒“通”，生霍去病，后又与陈掌“通”。由于汉代对于通奸行为的宽容，所以，女子“淫”未必“去”，如园子就没有被休弃。但后世则并非如此，如唐、清律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淫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而格休勿论，这是后世对妇女“贞节”愈加重视的体现。
4、妒去。妻子对丈夫纳妾的不满，也就是“嫉妒”。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女子的嫉妒不仅会损及男子的尊严，而且被视为“乱家”的根源。所以，汉代的妻子因“妒”而遭休弃的事例也很多。如汉元帝王皇后的母亲李氏为王禁的妻子，因为王禁“多取旁妻”(卷98，《元后传》，P2889)，李氏很不满，结果被王禁以“妒”而去之。东汉人冯衍之妻任氏“悍忌”，使冯衍“不得畜生媵妾”，于是冯衍将妻子“老竟逐之”。(卷28，《冯衍传》，P1002)
5、妻子有恶疾。“有恶疾者，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即患有恶疾的妻子无法与丈夫在宗庙中祭祀祖先，达不到“上事宗庙”的婚姻目的，所以丈夫可以出妻再娶。虽然汉代的史书没有此类的记载，却有女性因丈夫“恶疾”而弃之的例子(如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因丈夫平阳侯曹寿有恶疾，便与之离异)，从“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看，相信女性因“恶疾”而被丈夫所弃的应该不在少数。西晋的虞博在谈及汉代情形时也曾说：“且妇人之有恶疾，乃慈夫之愍也”，“诚以人理应绝故也”。
6、妻子多言。为人妻者，多言多语，导致家人不和，也是被休的理由。《汉书·陈平传》记载，陈平早年家贫，与兄长陈伯一起生活，“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事生产，曰：‘亦是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陈伯“闻之，逐其妇弃之”。东汉李充家境贫苦，“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子对李充说：“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结果李充“呵叱其妇，逐令出门”。
7、妻子有盗窃行为。由于古代女性的行动范围受限制，“盗窃”的对象主要是家里和邻里的财物，所以，盗窃不仅是一种恶行，也对家庭和邻里关系造成危害，因此要被休弃。《汉书·蒯通传》记载，某天夜里，蒯通邻里家中的肉不翼而飞，这家的婆婆认为是儿媳偷去，结果“怒而逐之”。王吉的妻子摘取邻居树上的枣子，王吉知道后，便将妻子赶走。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妻子因为一些小事就动辄“被弃”，却只能默默承受。最具有反抗精神的莫过于东汉黄允的妻子夏侯氏，黄允为了跟司徒袁隗攀亲而遗弃夏侯氏。夏侯氏要求宴请宾客，在客人面前历数黄允15件见不得人的事，使黄允声名狼藉，然而仍改变不了被“弃”的命运。所以说，在汉代，“七出”之条，是对夫家单方面离婚权的维护。
当然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礼制也规定“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这种三种情况是例外，是对“七出”的制约，在维护夫权的同时也考虑到在夫家付出义务较多的妻子的利益。这样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婚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妻子的利益，但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得以执行，则未得其知。
(二)汉代女性在离婚上也有相当的自由
汉代女性在离婚问题上也有相当的自由，她们也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如上面所提到的平阳公主因丈夫患有恶疾，与之离婚;淮南王刘安“生子迁为太子，取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太子妃……，王阳怒太子，闭使与妃同内，终不近妃。妃求去”;赵幽王的夫人(吕氏女子)因为感觉赵幽王不爱自己而爱其他的妾姬而“怒去”。当然不只是皇室贵族的女性有离婚的自由，平民百姓的女子也如此。《史记》记载：“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西汉的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
汉代的离婚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妻子的财产权。《礼记·杂记下》郑注引汉律云：“弃妻畀所赍。”意思是说，由丈夫提出离婚，允许女方将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财产带走。
但是对比汉代妻子与丈夫的离婚权，就会发现两者的不平等，妻子一般只在丈夫有恶疾、家贫等情况才主动提出离婚，而且她们只能“求去”，必须得到丈夫的同意才能离去。
妻子如果因为夫家不同意离婚而逃亡的话，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取(娶)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论。弗智(知)者不?。”。在这里，“人妻”专指已婚弃夫逃亡的妇女，“亡人”则指所有脱籍逃亡之人。按这条律令的规定，娶人妻者与其所娶者都要受到“黥以为城旦舂”的惩罚。其实对逃婚者的处罚在秦朝已经出现，《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便有类似的内容：“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情，居二岁，生子，乃告情，乙即弗弃，而得，论可(何)也?当黥城旦舂。”这里的男子乙因知道女子甲离夫逃亡的事情而获罪，如果不知情则无罪。反观汉代的法律，男子娶了弃夫逃亡的妻子即便不知情也要被“黥为城旦舂”，可见汉代在这方面的态度要比秦朝严厉。而后世的法律就更为严苛，如唐律规定：妻妾“背夫擅行，有怀他志”，处徒二年;“因擅去而改嫁者，徒三年”;明律更规定：“若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因而改嫁者，绞。”法律之所以特别禁止与弃夫逃亡妇女为婚，维护夫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越到后世，儒家礼教思想越加深人人心，“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妇女以夫为天，背夫改嫁，是自绝于天矣，故重其罪。”所以，妇女弃夫逃亡不仅违反国法，在纲常名教上亦属大逆不道，因此需要严厉制裁。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汉代女性虽有一定的离婚权，但是受到很大限制，主要的离婚权是掌握在夫家手中(包括丈夫及其父母)，而后世妇女就更不用说了。
三、汉代女性的再婚权
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婚姻对女性的要求一向是“从一而终”的。在《礼记》中就有“夫婚礼，万世之始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在班昭的《女诫》中也有“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但是在汉代，妇女尚有相当程度的再婚自由，当时广泛存在妇女再婚现象。虽然汉代的统治者对妇女的贞节开始重视并提倡，但社会习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法律也没有过多限制，妇女再嫁仍然普遍。事实上汉代人并不以再嫁为非，西汉孔光曾说：“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义”指的就是结成夫妻关系的情义，情义已断，妻子就可以改嫁或再嫁。实际生活中，妇女改嫁或再嫁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元后母因嫉妒被休，“更嫁为河内苟宾妻”。汉高祖的薄姬原是魏豹之妾;景帝王皇后先嫁金氏，生一女后又嫁景帝;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宣帝外祖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不单上层社会的女性，民间女子的改嫁也非常普遍。西汉的张负女儿“孙”嫁了五次都死了丈夫，最后由父亲作主许配给陈平。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人莫敢娶”，是因为有“克夫”的嫌疑，并非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
《孔雀东南飞》中记述刘兰芝“还家十余日”，就有媒人登门为县令的儿子求婚，县令所遣媒人被拒绝后，太守又请郡丞来提亲。求婚者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可见刘兰芝也没有因为再婚而被看轻。
江苏扬州仪征101号汉墓出土的《先令券书》记载：墓主之母与墓主之父结婚生育四个子女，其父死后，其母先后又将两个男子赘人家中，并生育一男一女。对此，墓主认为理所当然，自称“有三父，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
汉代女性的再婚比较自由，主要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汉代的统治者和儒生虽然也提倡贞节观念，不过只将之作为一种崇高的品质来宣传，尚未成为道德的唯一准绳，也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更未上升为国家法律来加以约束。也就是说，汉代妇女的再婚氛围相对轻松。
而汉代以后的历代法律对妇女再婚的限制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唐明清的法律都禁止妻妾在丈夫死亡后未满服丧期(27个月)就改嫁。《唐律疏议》第6条规定妻子在为丈夫服丧期改嫁的为“十恶”中的“不义罪”。《疏议》云：“夫者，妻之天也。移父之服而服，为夫服斩衰，恩义既崇，闻丧即须号恸。而有匿哀不举，居丧作乐，释服从吉，改嫁忘忧，皆是背礼违义，故为十恶”。元、明、清代的法律更禁止命妇改嫁(《元典章》卷18条“命妇夫死不许改嫁”，明清律婚姻·婚丧嫁娶条)，因为“命妇曾受朝廷恩命，非凡妇之比”所以，“当守从一而终之义”，“不容再嫁，以辱名器”，如果“夫亡再嫁者，亦论如居丧而嫁之罪”，命妇的再婚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明代法律认为：“凡言改嫁须有主婚媒人财礼方是，若淫奔野合，不可谓嫁，但当以和诱科罪”。如果按照明代法律的规定，汉代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已经构成犯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这种行为在汉代既不受追究，也不受非议，反而传为佳话，可见汉代女性与后世女性在再婚上的自主权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汉代女性的再婚权仍受到很犬的束缚：
(一)再婚仍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汉代女性再婚跟初婚一样仍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能自由选择配偶。上面所举的张负女儿“孙”、刘兰芝等都是由父兄作主再嫁他人。卓文君私作主张，气得父亲大骂其“不材”。可见，父母对再嫁女的主婚权是世人所承认。
(二)女性在再婚上的限制大于男性。
汉代婚姻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禁忌就是服丧期间不得完婚。一般情况下，丈夫只须为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等直系长辈服丧。在妻子死后，丈夫无须服丧可立即娶后妻，但对妻子却是双重标准的，不但要为公婆服丧也要为丈夫服丧，倘若不为丈夫服丧就改嫁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是法律的干涉。如上面所举的女子甲的案例：按照汉律的规定，女子甲在夫死未葬而改嫁是“私为人妻”，“当弃市”。可见在再婚权上的男女不平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汉代婚姻的缔结和终止主要是听从“父母之命”，瞿同祖也曾这么说过：“与其说妻受夫的支配，不如说夫妻皆受家族主义或父母意志的支配。”当然夫妻双方的权力又有不同，由于当时的法律规定和社会观念向夫权倾斜，丈夫的婚姻自主权要远远大于妻子。同时，由于汉代的儒法合流只是一个开端，礼教尚未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汉代女性受礼教的束缚比后世要少一些，再加上汉代女性的积极参与社会劳动，在家庭中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所以汉代女性又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而且要高于后世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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