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恐怖活动社会基础与特征

【出处】《犯罪研究》2008年第6期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为达成特定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而进行恐怖活动屡禁不绝。当前，随着国际上各种矛盾斗争的发展，作为一种特异现象的国际恐怖活动也日益蔓延，以劫机爆炸、绑票与劫持人质、劫船、劫车、暗杀、袭击等形式的恐怖活动急剧增多。相比于中国民国时期的恐怖活动，它有其特定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并呈现出独特的行为特征：攻击目标的确定与不确定并存，实施手段的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无组织性并存，作案的连续性和残忍性。
【关键词】国际恐怖活动；社会基础；行为特征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恐怖活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后，到民国时期已经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当时的所有政权都制定反恐法律法规，采取反恐措施，希望将其消灭或纳入管控范围，但由于各政权自身条件的限制及实施恐怖活动的组织、个人所具有的强势特点，要达到目的并非易事。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在初期阶段一度遭受不甘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反动会道门、地主等实施的恐怖活动的骚扰，但随着反动会道门被取缔，国民党特务组织被逐步消灭，社会上刑事犯罪逐渐减少，恐怖活动也渐渐销声匿迹。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国际上各种矛盾斗争有新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政治多元化的态势，作为一种特异现象的国际恐怖活动也日益蔓延，以劫机爆炸、绑票与劫持人质、劫船、劫车、暗杀、袭击等形式的恐怖活动急剧增多。1968年至1980年全世界共发生恐怖类型的突发事件7000起。进入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事件迅速增加，仅1985年就发生800起，而1987年，世界上就发生了恐怖类型的案件达832起，创造了最高的年纪录，进入90年代以后，恐怖活动越来越多，其对国际社会的危害也越来越大。[1]20世纪末期，伴随着国际恐怖组织的出现及恐怖活动不断升级，我国也出现了一些恐怖分子，他们或炸毁公共交通工具，或炸毁居民住宅，或劫持人质，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据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表明：仅2006年，世界各地的恐怖事件高达616起（不包括伊拉克武装冲突），造成2320人死亡，3450人受伤。[2]如今，我国政府、理论界、司法实践部门都对恐怖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充分认识当今恐怖活动产生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明白其特征，同时了解国际社会关于反恐制度的新动向，一方面以便我们在打击恐怖活动中有的放矢，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在国际反恐联合战线中摆正我们的位置。

　　一、当代恐怖活动产生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民国时期的恐怖活动大多数仅仅是中国内部的各帮会、邪教、土匪等为了经济利益而实施的，还不具备国际性的特点，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恐怖活动也在加速国际化，当代恐怖活动首先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因此在分析恐怖活动的背景时，我们切不可激于一时的义愤，也不可戴着有色眼镜。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恐怖活动自身的暴力嗜好，也应该看到恐怖活动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

　　1、恐怖活动产生的政治基础

　　致使5000多名无辜民众罹难的“9·11”事件确实激起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对恐怖分子丧心病狂行为的义愤；怀揣炸弹、温柔美丽的巴勒斯坦妇女在炸弹引爆那一瞬间就灰飞烟灭，让我们惋惜的同时生出～分不解a然而，我们切不可以欣赏好莱坞枪战片的模式去看待他们，因为他们并不都是神智错乱的疯子。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往往具有坚定的政治和宗教信仰，而且有为信仰“杀身成仁”的勇气和毅力，他们的行为都是经过严密策划的、有着在他们看来是“崇高”的现实诉求。这些“亚国家组织或秘密团体对非战斗目标发起的有预谋的、有政治目的的、通常故意影响视听的暴力行为”。[3]中纠结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种族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几十上百年恩怨纠缠的结果。

　　首先，恐怖活动与世界强权政治密切相关。“9·11”事件发生后，当本·拉登被美国列为首要嫌疑人之际，不少专家学者指出，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文明冲突”是恐怖活动产生的根源。[4]而根据原教旨主义研究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mstrong）的研究，原教旨主义并不限于穆斯林国家，也不限于伊斯兰教。这是各个传统宗教社会对现代化的一种普遍反应，是传统宗教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激反应之一，是社会转型危机中寻找方向的产物。[5]为什么其他国家、其他教派的原教旨主义者并没有实行这种不仅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而且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恐怖活动？仔细分析这其中的“秘密”，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恐怖活动是某些西方国家将宗教文明之间的不同绝对化并藉以指导外交政策培植出的恶果，是世界强权政治的产物。

　　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可能仅仅由发生时那个偶然、单独的日子决定，而是由其背后长期的历史所决定的。目前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偏激状态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冷战政策的长期后果，直接与美英等国1960年代以来就直接参与策划实施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大肆屠杀伊拉克、印度尼西亚等弱国境内数十万共产主义分子的事件相关，也与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和恐怖政治密不可分。如本·拉登就是西方国家长期扼杀独立思考，直接间接鼓励宗教狂热的后果，也是西方长期致力于在多个弱国维持独裁政权、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结果。[6]美国的官方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虽然在其编造的七八种“文明体”中将伊斯兰世界列为美利坚“文明体”的首要敌人，但在就“9·11”事件接受《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时他也认为，“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

　　恐怖活动的真正来源，不是本·拉登，也不是塔利班，而是那些正在全世界蔓延的、视恐怖主义为正义举动的报复激情，觉得世界上已无理可讲，唯有诉诸暴力的绝望的狂怒。汇集来自美国之外世界各地对于频繁发生针对美国人恐怖活动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地方小报都表现出情绪性的共识：一方面谴责恐怖分子惨无人道的攻击行动，对大量的无辜被害者表达高度地关注与同情，一方面又认为这是美国自食其果，是美国维护其国家利益“长期扮演世界警察”的报应。[7]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中东问题的阿贾米教授在《外交事务季刊》发表的文章说：“在当今的穆斯林世界，不论是伊斯兰信徒，还是非伊斯兰信徒，反美情绪极度高涨。”他指出，恐怖袭击后甚至连中东国家上层社会的一些人都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自作自受。在中东，特别是在加沙地区的难民营，许多人像过节一样高兴，分赠蛋糕，甚至称惨案的制造者为打击美国帝权的“英雄”。[8]最近30年来，阿富汗、东非、巴尔干地区，更不用说中东了，恃强凌弱的事情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使冷酷与残暴有了滋生的温床，在不把人当人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自然不会感觉到尸体的沉重，当强者在冲突中步步得手之后，弱者的绝望报复心理也一同滋长。直到今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不间断地狂轰滥炸，使巴勒斯坦人不间断地通过恐怖活动的实施来表达他们的义愤与不满。西方大国媒体对以色列的轰炸并没有给予直接的质问，但对于巴勒斯坦的恐怖暴力活动却予以严厉谴责。事实上，这是以色列首先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权力和主权，巴勒斯坦人也就不承认以色列人的权力和主权的结果。

　　正义是脆弱的，正如慈继伟先生在《正义的两面》一书的引言中说：“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和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仿效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9]缺乏正义基础和正义秩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不正义行为在正义社会里的长期存在不可理解，因为如此，“正义的愤恨”使人们通过恐怖活动发泄心中的不满。《圣经。旧约》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为正义，而现任以色列总理沙龙则是此说坚定的信奉者。

　　其次，恐怖活动与种族冲突密不可分。18、19世纪，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拓资本和商品市场，寻找原材料产地，把一些落后国家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这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强势宗教的扩张曾造就了许多民族、种族、宗教及文化的裂痕。然而直到今天，这些裂痕不仅没有得到弥补，而且在另一种扩张手段——文化渗透和经济控制的操纵下更为变本加厉。在新的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蔑视弱势团体的政治诉求，致使种族、宗教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日甚一日。当历史的欠帐和现实的不公无法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得改变时，人们开始铤而走险，以恐怖活动手段去实现他们的目的。尽管他们的恐怖活动手段为人所不齿，但他们采用这种非人性的手段所表达的问题未必就不是问题。在中东和非洲，恐怖活动的形成与发展，常常与民族纷争、领土争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0]如巴以冲突即起源于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驱逐巴勒斯坦人。[11]

　　以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恐怖组织几乎分布在世界的各地，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由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挑起的恐怖暴力事件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在北爱尔兰地区，爱尔兰共和军为了将英国的北爱地区独立出去，曾经制造了无数次恐怖暴力事件。类似这样的组织很多，较有知名度的还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菲律宾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和印尼的“亚齐运动”等。在西班牙北部地区，巴斯克分离分子一直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未得到满足之后，便屡屡制造诸如爆炸等恐怖事件。[12]在斯里兰卡以及印尼，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中亚地区，这样的恐怖组织近年来也正在呈上升的势头。这些恐怖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摆脱现有国家的领导，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或者获得完全的自治。对于这样的属于各国内政的事务本不该受到他国的干涉，然而，自北约武装干涉科索沃以来，国际上一些国家大肆宣扬“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的论调，为干涉别国内政寻找借口和工具。这种新干涉主义的出现，实质是对民族分裂势力搞恐怖活动的一种姑息与支持，它使得由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有可能成为新世纪恐怖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各种民族分裂势力也从新干涉主义中得到启示：通过进行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屠杀无辜百姓，将有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进而早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新干涉主义的推行无疑将导致大量出现由民族矛盾引发的恐怖活动。60、70年代，恐怖活动高涨于欧美，是由极左或极右的政治激进小团体，如“北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巴斯克解放阵线”、“波多黎各解放阵线”等，对不特定的目标展开攻击。80年代热点转移到了中东，该地区恐怖游击活动大盛。90年代后半期爆发于前南和前苏联地区，至今没有歇手的迹象。可以说，凡是恐怖活动活动猖獗的地区往往是不同民族杂糅、战略地位和战略资源极端重要的地方，也是世界强国至今还在插手干预的地方。

　　2、恐怖活动形成的社会基础

　　从思想源泉上来分析，极端思潮应是恐怖活动的重要起因，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只不过不同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极端思潮有些不一样罢了。在冷战时期，西方社会发生的恐怖活动主要与极左思潮有关，不少组织都将极左思潮奉为至宝。极左翼恐怖组织以推翻政府为目的，主要分布在拉美地区、日本以及其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赤军”组织等都属于这一类型。不过，近年来，以极左思潮为主导的恐怖活动正日渐衰退，一些极左翼恐怖组织也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有的已经不复存在。不久前，日本的“赤军”就已经宣告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但在拉美地区，如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少数左翼游击队仍不时袭击当地的村民和政府军士兵，成为当地局势不稳的主要因素。

　　极右思潮如新纳粹主义、极端种族主义是在冷战结束后，极左思潮有所减弱的情况下高涨起来的，而今却大有蔓延全球之势。极右主义之所以猖獗，一是因为这些组织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二是在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西方国家对其有意纵容，任其坐大。极右翼恐怖组织主要活动在美国、拉美和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是奉行新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恐怖组织。近年来，有很多重大恶性恐怖事件都是由极右组织策划和实施的。如美国极右的“民兵组织”焚烧黑人教堂案、以色列犹太右翼极端势力制造的刺杀拉宾案等。此外，美国的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爆炸案也是极右恐怖活动的“杰作”。它是由美国退伍老兵麦克维和他的同伙以反对联邦、反对国家主义为由炮制的震惊美国的恐怖事件。在德国，光头党则是地地道道的新法西斯主义。光头党成员经常滋事，扰乱德国的社会治安，成为德国的一大社会公害。

　　从外部条件上说，现代科学技术使恐怖活动如虎添翼。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军事高技术化，如高性能、自动化、遥控式射击、爆炸装置威力无比，核武器、生化武器令人生畏，也带来了日常生活的高科技化，如巨型飞机、高速列车成为通常交通工具，电子通讯、计算机控制与网络成为神经中枢，人口容量巨大的巨型建筑、摩天大厦比比皆是，这种状况使恐怖活动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威力巨大的袭击工具，并且能够轻易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13]此外技术的进步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人类交往的全球化也日益深入，这既给各国人民提供了便利，也使防范跨国界的犯罪和恐怖活动更加困难。所有这些使恐怖活动如虎添翼，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更大危害。

　　民国时期，中国的恐怖活动不绝如缕，但其作案手段也仅仅是简单的暗杀、小规模爆炸，或者绑票勒索，最严重的不过是劫持或破坏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14]而现在的恐怖活动动辄使用化学武器、信息网络等，甚至把飞机当成了导弹，这说明，高科技已经为恐怖分子制造大规模恐怖事件创造了条件。目前，恐怖分子对先进技术的使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化学生物武器的使用。迄今为止，恐怖分子已经实施过两起较大的化学生物武器恐怖事件，第一次就是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另一起则是发生在美国的“炭疽杆菌恐怖事件”。1997年秋天，恐怖分子在美国一座小城镇的商场里释放了一股炭疽杆菌烟雾，其目的是使任何呼吸到它的人在5天内死亡。500多个受害者先以为他们患了轻度流感，很快会好。直到他们再次发病，肺里开始出现流质，人们才意识到受到了恐怖活动袭击。[15]这两起事件似乎已经证明了西奥多·A·哥仑比斯的设想：“如果恐怖活动分子在未来把手中的步枪和炸弹换成神经毒气，粗糙的核装置、热寻的导弹和其他可怕的武器，那将会给人类带来深刻的消极影响……更为麻烦的设想是恐怖分子策划用化学毒品污染一个城市的空气和供水系统。”[16]二是电脑网络的使用。可以说，电脑网络现在已经成了恐怖活动犯罪的新领域。网络也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手段，他们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筹集资金、制造舆论、搜集情报和传递信息，进行指挥联络、协调行动。“相互联系更强，行动更灵活，虽各自为战但相互呼应”。[17]网络袭击大都伴随偷窃或病毒行为，例如盗窃客户信息、文件和存款，或者通过上下载文件和电子邮件散布病毒。可见，新技术的使用不仅给反恐怖活动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也为恐怖组织提供了先进的犯罪技术和反侦查手段。

　　总的来说，恐怖活动的产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看到新环境、新技术对恐怖活动的影响，更要注意引起恐怖活动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不仅要看到影响恐怖活动产生的内在因素，也不能忽略了对恐怖活动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外部环境。同时，恐怖活动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行为，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变。如果我们用静止的眼光去研究和分析恐怖活动产生的根源，势必对导致恐怖活动出现的新因素缺乏了解，使我们对控制恐怖活动的对策研究缺乏理性。因此，从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恐怖活动的形成和蔓延将更有利于我们有的放矢地研究和制定反恐怖活动对策。

　　二、当代恐怖活动的特征

　　当代恐怖活动已经演变为一种复杂的刑事犯罪，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特征也比较模糊，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攻击目标的确定与不确定并存

　　不言而喻，任何时期、任何地方、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的恐怖活动都有特定目的，但为了达到目的而选择什么样的目标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8]我国民国时期的恐怖活动往往限于政治和经济目的，因此，他们选择的目标要么是政治人物，要么是富商巨贾，除战争中的恐怖行为外，少有拿普通百姓当攻击目标的，更遑论无目标行为了。而当代恐怖活动则把政治目的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不仅为了夺命伤财，更重要的是通过制造“骇人听闻”的事端，达到进行政治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无目标攻击反而能造成更大的恐怖感，让人防不胜防。这种恐怖活动在社会和公众中制造恐怖气氛，给一些国家和人民带来挥之不去的巨大精神和心理恐惧，直接引发金融动荡、社会混乱，进而对国家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而给政府和社会造成心理压力，在精神上打击对方，使对方意识到它的威慑力和重要性，改变对方的力量优势，形成一个讨价还价的局面，并以此来影响公众情绪，干预国家大政方针，破坏国际关系，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一些原本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为了向对手“讨取公道”，可以通过恐怖活动与政府取得对等地位的谈判，或显示自己的存在、表达自己的心声、引起国际关注。

　　这种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无辜平民的大量屠杀，如1993年3月12日印度孟买闹市区爆炸案，317人成为恐怖活动的牺牲品；1995年4月19日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市中心第五街的艾尔弗雷德·默拉大楼的“汽车爆炸案”，共有168人死亡；1997年11月17日埃及卢克索的“恐怖屠杀事件”中，69人顿时成为冤魂；而1998年8月7日美驻东非使馆爆炸案也使224人无辜丧身。[19]当然，最大的平民丧亡案要数“9·11事件”，5000多条人命顷刻间化为乌有。二是恐怖分子将大量的无辜平民劫为人质，要挟政府或其他组织答应其条件。近几年，超大规模的扣押人质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最大的要算是车臣武装分子实施的人质扣押事件。1995年6月14日，车臣武装分子袭击俄罗斯深诺夫斯克的医院和政府机关，扣押了上千平民。半年以后，即1996年1月9日，他们又在俄罗斯塔吉斯坦自治共和国边境的基兹利亚尔市扣押了约3000名人质，要求俄罗斯军队立即撤出整个高加索地区。后来，他们劫持部分人质逃往五一镇，继续负隅顽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一镇人质事件”。[20]而最让人心痛则要数俄罗斯别斯兰的劫持小学生事件。[21]此外，菲律宾恐怖组织阿布萨耶夫制造的一连串人质绑架事件也让世界无数国家的平民百姓遭难。

　　2、恐怖活动实施手段的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

　　前文的分析中指出，中国民国时期的恐怖活动主要通过四种极端手段：暗杀、绑架、劫持交通工具、爆炸等。然而，恐怖活动发展到今天，不仅利用技术进步造出了核弹，也在新世纪用精神信仰制成了“肉弹”。[22]其“肉弹”威慑力甚至超过了核弹。核弹是大国强权均衡的产物，“肉弹”则是强权压迫的随机产物，它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23]

　　战争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民国的恐怖活动不过是实施者们相互间那讨价还价的工具，[24]恐怖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从未想过要与对方同归于尽。可如今的许多恐怖分子并不想保存自己，这不仅仅是经济学中假定人都是经济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理论的失败，也不仅仅是经济学大厦遭受危机，更是和平大厦的危机。

　　当然，除了这些带有原始形态的恐怖活动外，现在的恐怖活动也有动辄就使用化学武器、信息网络先进手段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科技行业在新的世纪里毫无疑问占主导地位，而以高科技为手段的恐怖活动也将可能成为未来恐怖活动的主要特点。网络信息和生物技术将成为恐怖分子实施“灾难主义”恐怖活动的工具。[25]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和1997年美国炭疽杆菌恐怖事件可为明证。[26]21世纪被称为生物技术世纪，生物技术将在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恐怖分子利用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进行恐怖活动的危险性也将进一步增大。由于生物武器的杀伤力比以往的任何武器强，它可能造成的恐怖气氛将更令人不寒而栗。美国技术评价局认为，如果用飞机把100公斤的碳疽杆菌培养液撒在华盛顿的上空，就会造成100万人的死亡。由此可见，生化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一旦它被恐怖分子获取并使用，后果不堪设想。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国际研究所化学与生物武器不扩散计划负责人乔纳森·B·塔克博士在其即将出版的书——《天谴：过去和将来的天花威胁》中透露，因为一些国家仍保留着天花病毒，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分子正在设法搞到这种病毒，制造一场人间灾难。美国已经意识到天花病毒对美国存在的威胁，所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迈克·哈默说：“对于可能发生的天花生物武器威胁，华盛顿绝不能掉以轻心，应尽早采取防范措施”。[27]

　　此外，电脑网络也已经成为恐怖活动的新领域，一方面，网络已经成为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的重要工具，如他们利用网络来传播恐怖活动的信息和作案技术，利用网络进行联络和协调行动，通过网络进行洗钱，筹集经费等，[28]如本·拉登的组织已广泛采用信息技术。该组织设计了一个依靠因特网电子邮件和电子布告栏的通讯网络，可使其成员不必冒着被美国反恐怖组织抓获的危险而交换信息。另一方面，网络也是恐怖分子袭击和进攻的目标。现在已有电脑“黑客”不时闯入各国政府储存绝密信息的网址进行破坏活动。[29]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新技术的使用不仅给反恐怖活动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也为恐怖组织提供了先进的犯罪手段。当今社会越来越成为网络的社会，基础设施、电力供水系统、金融证券市场无不逐步网络化，一些恐怖组织开始选择以网络恐怖活动替代传统恐怖活动。恐怖分子实施的恐怖活动活动除了爆炸、谋杀和化学武器等工业时代的传统方式外，还有信息袭击手段。如果这种袭击发生在国防部门，对方的国防就可能陷入瘫痪；如果发生在经济部门，对方的经济运作就可能陷入瘫痪：如果发生在交通部门，对方的交通系统就可能陷入瘫痪。任何一个部门的网络瘫痪，都有可能造成部门系统甚至全国性的大瘫痪。显然，以网络瘫痪为目标的袭击效果比任何传统的恐怖活动和战争方式都来得更强烈，破坏性更大，造成危害的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广，而袭击者本身的风险却非常小，甚至可以在袭击开始前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使对方没有实行报复打击的可能。这种特点不但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海陆空结合的战略战术完全不同，跟原子弹核武器的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的战略方式大不一样，跟星球大战发展起来的立体空间导弹进攻防御系统的战略战术也大有区别。网络瘫痪袭击是一种隐形、高速、大面积、目标广泛、任何人和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起进攻的全新的战略战术，几乎是防不胜防，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极为严重。

　　3、恐怖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无组织性并存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民国时期的恐怖活动基本上都是有组织的，有的恐怖活动还是具有严密组织体系的团体所为。然而，恐怖活动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在组织性方面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部分为恐怖组织所实施的恐怖活动组织性更高，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各国对反恐怖活动的重视，像我国民国时期那样由个体实施的恐怖活动已经难以完成活动实施的全过程，或不容易达到恐怖的效果。如经常制造震惊世界的恐怖活动的本·拉登的“阿尔·伊达”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猛虎组织等，不仅组织结构严密，而且在实施恐怖活动过程中的组织水平也非常高。这些恐怖组织严密组织性主要表现在：（1）有严密的组织形式，组织内部有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成员之间实行分工合作，有的分工还比较具体。（2）有明显的首要分子，即在恐怖组织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的犯罪分子。他们不仅在宏观上控制恐怖组织的发展方向，决定恐怖组织实施的各种活动，而且亲自指挥每一次恐怖事件，对恐怖活动的实施细节了如指掌。（3）有一定数量的稳定的组织成员。一般来说，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特别是骨干分子都是基本固定的，恐怖组织成员页至少在三人以上。事实上，现在发现的恐怖组织少则数十人，多则达数万人，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4）恐怖组织基本上都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有的是依附于某个政治派别，有的是依附于国外的某种政治势力，有的则是通过组织本身的经济活动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然而，另一方面，像巴以地区经常发生的恐怖活动那样的无组织行动也时有出现。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恐怖活动可能只是一个个失去了未婚夫的妙龄女郎，或是一个个妻离子散的中年男子，或是一个个所有孩子都在战争中死去的老妪，或是一个个尚在襁褓中，却已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些人并不受雇于任何组织，或许仅仅是一腔爱国热情，或许仅仅是义愤填膺，或许仅仅是悲伤绝望。

　　4、作案的连续性和残忍性

　　与我国民国时期的恐怖活动一样，当代恐怖分子为了达到最大程度地恐吓政府和民众的目的，在实施犯罪时往往连续作案，让人防不胜防。这种连续实施的恐怖活动可能在同一时间，发生同一地点，如发生在印度孟买的“孟买大劫难”，自1993年3月12日这个“黑色星期五”的13时20分，孟买证券交易所被炸开始，14时31分，设在孟买的印度教组织“湿婆军”总部被炸；14时41分，孟买办理护照签证的大楼发生爆炸；14时45分，23层高的印度航空公司总部被炸，不久，又先后发生了9起爆炸案。结果，这次爆炸案共有317人死亡，1200人受伤。在1995年3月20日上午发生的“东京沙林毒气案”中，东京日比谷、千代田和丸之内等16个地铁车站内同时发现“沙林”毒气，共造成12人死亡，5500多人受伤。[30]当然，这种连续恐怖活动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地点，甚至不同的国家。如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在一小时之内相继被恐怖分子袭击。而美国外交使领馆也遭到恐怖主义攻击，在1998年8月7日，美驻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首都的大使馆，几乎同时遭到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攻击，致使257人死，5000余人受伤。[31]

　　恐怖组织是一个经过严酷训练而逐步形成的具有特殊意识的群体。他们在思想上漠视无辜生命的价值，淡化乃至完全忽略其恐怖手段的合法性。他们在受命时坦然采取激进行为而不计任何后果，血腥与残忍于他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只要能达到目的，完全不择手段。造成严重伤残的爆炸、屠杀、施毒等是他们常用的恐怖方式。1997年在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深夜窜进居民村庄，用手榴弹、大砍刀等凶器对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狂杀滥砍，使近千名平民被杀，而其中有很多是老弱妇幼。恐怖分子之所以如此心狠手毒，与一些国家、民族、社会群体，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处于结构性的不利地位，无法完全靠自身力量改善自己的境遇，与先进、强大的国家、民族、社会群体的差距越拉越大，甚至受到这些先进、强大的国家、民族、社会群体的不公平对待，因而从心底产生了绝望和怨恨情绪大有关系。目前，国际间的恐怖活动大部分属于这种失去理智的、自杀性的、以与对手同归于尽为目标的极端行动。[32]




【作者简介】
杨正鸣，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


【注释】
[1]参见高厚满编著：《惊险与智谋的较量》，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65页。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编：《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年鉴》，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联合国章程2656 f（d）款第22条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
[4]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233页。
[5]舒迟：《国际恐怖与国际政治》，《读书》2001年第11期。
[6]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拉登离开舒适的家庭，参加了阿富汗圣战组织，展开了反对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斗争。美国为了支持拉登参加阿富汗吉哈德反苏运动，从80年代初至1986年间，共给了这位抗苏斗士及其同伙高达2．5亿美元之巨的军事援助，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便携式导弹等尖端武器。美国高科技武器中的不少尖端产品，包括防空导弹等，也都陆续进入了拉登的兵器库·只要反苏反共，拉登无论从事何种暴力活动，都得到美国的百般呵护。然而，不幸的是，美国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拉登的恐怖主义组织逍遥坐大，最终自己也深受其害。海湾战争之后，拉登的伊斯兰情结使他不满美国对伊拉克的攻击，因此他掉转枪口，把美国套入袭击的准星，美国不得不自己吞下亲手栽下的苦果。
[7]参见（美）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8]（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9]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书店2001年版，引言。
[10]“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正是民族冲突的反映。参见罗开卷：《试论我国民族型恐怖主义犯罪的防范对策》，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1]董克汩：《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12]（西）胡赛·路易斯·德拉奎斯：《西班牙的反恐立法》，杜进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1期。
[13]参见李艳霞、李涛：《以刑事法为视角完善我国的核恐怖主义活动立法》，载《平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4]参见（美）魏斐德：《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芮传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122页。
[15]杨正鸣：《市场经济与犯罪问题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16]（美）西奥多·A·哥仑比斯：《权力与正义》，白希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76页。
[17]（美）伊恩·莱塞：《反新恐怖主义》，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2页。另请参见杨晖：《反恐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18]目的与动机这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一致，但恐怖活动的目的和动机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交合。参见喻义东：《恐怖主义犯罪目的之辨正》，载《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另请参见简基松《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动机特征》，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9]《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大恐怖事件》，载《青年时讯》2001年9月21日。
[20]秦大兴：《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及发展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2期。
[21]参见许桂敏：《浅谈俄罗斯关于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的立法》，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1期。
[22]董克汩：《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23]参见邱国梁、吴鹏：《恐怖主义“人体炸弹”反对探析》，载《犯罪研究》2008年第1期。
[24]关于恐怖活动的“工具性”参见喻义东：《论恐怖主义犯罪的恐怖工具性》，载《实事求是》2007年第3期。
[25]（美）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156页。
[26]杨正鸣：《市场经济与犯罪问题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27]艺菲：《天花：恐怖分子瞄准的新武器》，载《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28日。
[28]参见王水明：《论洗钱犯罪与国际恐怖主义融资》，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9]参见叶俊：《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对策初探》，载《公安研究》2008年第6期。
[30]同泽：《世界6大恐怖组织扫描》，载《青年时讯》2001年9月21日。
[31]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32]朱耀东：《分析美国遭恐怖袭击的三大启示》，人民网，2001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