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蒙：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看民主

发布日期：2012-01-17 作者：宋建海律师

李蒙：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看民主 2012-1-16 22:35:53

    在大多数人明白并敢于依法捍卫和争取自己的权利之前，民主不会在中国成功。
                                     ——章文
    民主在中国的成功，首先是中国人国民性改造的成功，多数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懂得民主内涵并践行之的现代公民！
                                     ——李蒙

    民主的进程，取决于13亿公民整体民主意识的觉醒。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既要大声疾呼，又要身体力行。
                                     ——陈光武

                   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看民主
            ——评章文新著《民主不是说着玩的》

　　                   文/李蒙

　　最早看到《民主不是说着玩的》这本书，是在蔡定剑先生逝世周年的纪念会上，法律出版社的编辑易明群带了几本到会场，瞬间被一抢而空，我只能找抢到的人借过来翻翻。易明群是这本书的编辑，去年蔡定剑先生去世后，她受蔡先生的亲朋委托，连续出了好几本书，多是需要赶时间、冒风险的，但她每次都保质保量，将编撰谨严、制作精美的著作及时捧到我们面前。当初钱钢看到《民主不是说着玩的》的手稿，对作者章文说，内地出版的可能性不大。但现在，这本书不仅出了，而且没有引起任何麻烦——钱钢老师失算了，也许内地言论环境、出版环境的进步，的确超出了他的预料，更要佩服易明群编辑和她身后的法律出版社的领导的胆识。那天看到已经身怀有孕的易编辑前来出席蔡先生的纪念会，虽未与之交谈，但我内心里满怀着对她的敬意。一个好编辑，将成就多少本好书啊！如同一个点火的人，点燃了多少支火炬！
　　与本书作者章文认识已有数载，他是我的老乡，是北京媒体圈里的同行，虽比我年轻3岁，但在学识上完全是我的老师。我们的相识是在“博客中国”的一次讨论会上，还有朱孝顶律师，一起讨论起了“高莺莺事件”。湖北襄樊某宾馆年轻女服务员高莺莺坠楼身亡，我供职的《民主与法制》杂志率先发表《高莺莺之死九问》，引起了社会关注。朱孝顶律师供职的才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才亮后来成为高莺莺父母的辩护律师，而章文，则在他的博客里关注此案整整两年，投入了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精力，直到湖北省委宣传部以机密件向章文供职的新华社告状，新华社领导找章文谈话，他才被迫停止了对高莺莺案的关注。今天，他将自己六年来的博客文章结集成书，我看到后确实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章文的博客的国内国际影响

　　章文是湖北人，湖北人被“尊称”为“九头鸟”，意指“聪明”，但多半也有点“奸猾”的贬义。可纵观古今，远的如屈原，近的如闻一多、胡风，都是耿介敢言之士，也都因为仗义执言招来无妄之灾，乃至杀身之祸。如果章文生活在闻一多或胡风的时代，很难说他不会因言招祸。好在我们生活在更好的时代，而且还有了博客。
　　之所以那么喜欢博客，乃至把博客当作比本职工作还更重要的志趣，是因为在章文看来，博客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受到严格的控制，也几乎没有什么审查机制，不需要和所谓的主旋律以及宣传口径保持一致，“所传递的那种无拘无束，那种相对充分地自由，是我从来都梦想却从来未曾实现过的”，“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的意志。”因为写的是博客，所以收录在本书中的六七十篇文章，每篇多在一两千字左右，如果写得再长，网友就不愿意看了。短小虽短小，却决不意味着肤浅，六年的博客没有一篇是生活琐事，家长里短，篇篇都在针砭时弊，臧否人物，谈论公共话题，跨越古今中外，主题的无非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六年里，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件他都在博客中撰文评述过，“维护弱者权益，抨击丑恶现象，剖析制度痼疾”。
　　比如在《论成龙的“管制”论》中，他告诫公众人物必须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忘乎所以。比如在《红歌与红会》中，他认为那种整齐划一的仪式以它的庄严感，往往会使人内心产生敬畏，从而俘虏那些认识模糊的人。而尽管红十字会方面三番两次声明与“郭美美”毫无瓜葛，但仍止不住传言。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机构，没有隐私可言，恰恰相反，如果仅“声明”而无法“证明”，仅有辟谣而没有自省、改进，就可能引起更大的失信。
　　在《李长江们的“复出”逻辑》一文中，他写道：只要不是触犯党纪国法，不被判刑，这些被免职的官员就会有新生的机会。决策失误，失职渎职，这些致使公众利益遭受严重侵害的错误，往往被轻责。这是对民意的极大轻视和践踏，民意在某些人眼里的确“轻如鸿毛”。
　　不过，他也并非篇篇都是骂娘，他要做的是“理性的反对派”，而非“反动派”，希望推动中国“不仅繁荣昌盛，而且民主法治”。所以，看到《中国人权行动计划》获得通过，他积极称许；对于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开明之举，他表示赞赏。他不仅批评社会的某些不公、政策和施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弊端，他也及时肯定和欣赏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超越过往的进步，与那些为反对而反对的纯粹异见者就有本质不同，闪烁着理性色彩，更具建设性。
　　作为媒体人，章文源出“南方系”，最初供职于《南风窗》，后来在《中国新闻周刊》《新世纪周刊》工作，记者、编辑、副总编等岗位都干过。2005年前，他对国内社会环境和各阶层情况已经比较熟悉，2005年到新华社《环球》杂志任编辑部主任，指挥分驻世界各地的130多个地方站的记者写稿，经常和国内外一些一流国际问题专家探讨问题，使他获得了国际化的视点和眼界，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在发生什么以及中国在世界的真实位置，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日渐深邃。
　　以往涉及国际问题，传统媒体只能刊发新华社的通稿。而真正的公民个人开始讨论国际问题，的确是互联网出现以后的事情。是互联网提供了这样的舞台和空间，而章文的博客则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特征。
　　例如他写的《中国该抛弃朝鲜了》影响较大，一百多万次的点击，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栏目还以此为“辩题”，由正反两方激辩中国的对朝政策是否该做出重大调整。当时写这篇博客时，章文心里也有些打鼓，担心因此得咎，后来竟然没有任何麻烦，博客也没被和谐。从中他省悟到，这篇博客也许道出了高层中对朝关系的分歧，一部分人是赞同他的观点的。
　　六年博客写下来，章文体悟到，所谓“敏感”很多时候是“自我过敏”，先天体质过敏。许多人放大了自己的恐惧。全国三亿网民，被“跨省追捕”的概率几何？简直比走在街上被楼顶花盆砸到的概率还小。不少人的心目中往往有一群假想敌，“他们”如何如何，其实没有“他们”，只有“他”，一些官员的言论其实只代表他个人，并不天然地代表党和政府，只是自己在那里狐假虎威。因为一个强大、自信的执政党应并不讳言建设性的批评和指摘，并不反对有人挑剔政策执行中的缺憾与失误。
　　一篇篇博客写下来，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人气，章文博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少文章都达到一两百万次的点击量，相当于国内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因为网络的全球性，这种影响还跨越国界，法国驻华使馆前新闻专员何诺（中文名）先生在一本法国杂志上，将章文和韩寒、徐静蕾、王小峰以及洪晃等人排在一起，并称“中国五大名博”，国际知名刊物像《经济学人》《纽约客》《卫报》等，都采访过他或者引用过他的博客观点。2009年度，他被评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与江平、吴敬琏、茅于轼等前辈并列一起。博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也更珍爱博客。

　　愤青、“左”右派及中国如何看待世界

　　章文的博客中，有一篇特别为媒体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环球时报是愤青大本营》。在这篇文章中，章文指出，《环球时报》16年来呈现给中国读者的“是一个虚假的世界，是一个中国被西方列强不怀好意窥视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旧世界”。“在这个旧世界里，中国依然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他们亡华之心不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宿敌仍然敌视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国家都在妖魔化中国。”“《环球时报》从来不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机制，不告诉读者国会和政府的区别。当国会或其他社会团体出现反华提案时，《环球时报》不管总统的态度如何，统统报道成美国的立场。”“《环球时报》从来不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的政党制度，不告诉读者巴黎市长的左翼背景，他是萨科奇的反对派，而在市政府门口悬挂‘藏独’分子的‘雪山狮子旗’，是萨科奇政府所反对的。”“《环球时报》从来不向读者详细介绍香港、台湾的民主机制，不告诉读者这个机制对于保障人权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个体制下的社会安静有序，反而一味渲染港台街头的示威游行以及议会里的乱象。”“《环球时报》头版最爱用诸如“美国战略包围中国”、“日本自卫队视中国为假想敌”、“萨科奇再放厥词”、“台海乌云密布”等等耸人听闻的标题。”……
　　《环球时报》所宣扬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对外叫嚣战争，对内则往往围剿持不同意见的同胞，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我们现在很多在关键岗位上掌握话语权的媒体人，其中不少不懂英文也严重缺乏对于国际大势的了解，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还和二十年前差不多。
　　如果任由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中国人都闭目塞听，沉浸在夜郎自大、自欺欺人的迷梦中，那正如章文在《李开复眼中的网络自由》中所说，“长此以往，中国网民最终会逐渐沦落为世界的二等公民，无法使用世界最先进的搜索工具，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甚至会慢慢退化到‘网络石器时代’。”对于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左”右派阵营，章文并不是简单地厚此薄彼，而是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和分析。他认为，所谓的“左”派中的许多人不过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合理罢了，他们大多数人缅怀毛泽东，也恐怕不是肯定其发动“文革”致社会动荡，更不会同意他的瞎指挥饿死几千万人。说白了，他们大多数人应该是由衷地拥护毛的“让人民当家作主”，并希望这一未竟的承诺由毛的继承者们予以兑现。所谓右派和他们的唯一区别，可能只是在“让人民当家作主”的路径选择上。右派倾向于用民主的方式，而“左派”可能更相信群众运动和共产党人的“自洁”能力。
　　章文一直在呼吁“和解共生”，他最崇拜的人是甘地和曼德拉。他从不相信体制是铁板一块，即便最保守的体制，其中也必定有倡导开放和改革的力量。不应该简单地以“官”“民”这样的二元法去划分和看待社会结构，更不应将之对立起来，而应该呼唤和集结体制内外所有支持开放与改革的力量，一同推动社会进步。
　　章文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有两大关系比较敏感，一是对美关系，二是对日关系。《环球时报》就经常拿这两大关系做文章，以达到吸引眼球的功效。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很难融入国际市场，尽管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冲突矛盾时有发生，但“美国阴谋论”必须彻底抛弃，才能实现合作、共赢和发展。日本在二战后建立起了民主体制，尽管一些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还在活动，但人数很少，基本掀不起什么大浪。所以像《环球时报》上那些“美国战略包围中国”“日本自卫队视中国为假想敌”之类耸人听闻的标题，哗众取宠，迎合并带动了不少愤青“爱国贼”。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元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民主、自由的国际国内视角

　　从写博客的第一天起，章文就认为博客会促进中国的民主。感谢上帝给中国送来了互联网，它破除了对言论的管制和垄断，而章文也将他的博客打造成了为民主辩护的讲台、为自由鼓吹的舞台、为法治宣传的平台。
　　将深邃的思想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表达在一两千字以内，确实需要非凡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功力。中国不乏优秀的宪政学者和敏锐的思想家，但学者们少有能把艰深晦涩的学术理论通俗到妇孺皆知的能力，他们的思想也就很难走出学术象牙塔，而《民主不是说着玩的》，正好是民主法治思想的普及本，宪政理论的通俗读物，能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在章文心目中，民主不存在东西方之分，强行做这种区别的人不是糊涂蛋就是别有用心。如果舍去选举、多党制以及权力制衡，你心目中的中式民主还有哪些内容？人性的共同点是爱好自由不喜奴役，长期压制人的自由的政权必定逐渐失去人心，别说经济发展不行的埃及，就是让百姓生活不赖的石油富国利比亚，也不能长期采取高压政策。现在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了，而是文明力量主导国际规则的时代了。
　　利比亚内战爆发后，章文写下《受侵犯的不是国家主权，而是独裁权》一文，指出，当外国势力是应某国大部分人民的请求而进入该国的，是来帮助该国大部分人民抗击侵犯他们人权的暴君时，该国主权并未被侵犯。2006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立，更向那些自以为有主权而在国内实行暴政的统治者们敲响了警钟。“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在欧美国家基本是共识了。近二十年来，随着“主权不能成为侵犯人权的挡箭牌”这一观念的逐步确立，我们可以看到，被干预的其实都不是国家，而是某个政权，准确地说是某个依靠私家军队的统治集团。当这个统治集团被摧垮，不再有能力危害人类社会的时候，干预也就停止了。
　　章文分析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快餐政变”，也写下《突尼斯政变的启示》《穆巴拉克的妥协》等文，在这些国家，政府的一向态度是“虽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但是政府保证民众生活好过”，这套说辞已不符事实。这些国家的人民用行动表明，他们不仅要面包，还要民主和自由。
　　章文也在别国的民主改革进程中寻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的经验，在《越南比中国“先进”的地方》一文中，他通过采访原中国驻越南大使齐建国，介绍越南的的国会代表都是直选出来的，并且还是差额。越南把全国分成若干个选区，假定一个选区选三个代表，有五个候选人，那么要淘汰两个。国会对领导人可以进行不信任投票。只要20%的国会代表提出议案，或者某个专门委员会，都可以启动不信任投票。国会有权对总理和各部委进行质询。党内民主方面，总书记都是差额选出来的。农德孟当选后像小孩子过年吃糖一样，特别高兴。越南的民主改革，一点都没有失控。
　　六十年的新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可以取代共产党。我们所希望的是，我们的政府能够主动改革，使得除旧布新的速度跟得上社会怨气积攒的程度。凡世界强国，必得兼备硬实力和软实力，一定是遵循并引领世界潮流的。而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其实就是拿来了市场经济，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成为全世界的工厂而已。中国，“素质低下，最不适合搞民主的农村”率先搞起了民主试验，直选村长。二十多年过去了，民主之春风依然只在农村吹拂，却“不渡”最适合搞民主的城镇。到今天，依然有人宣称，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中国实现民主必大乱之类的话语。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却至今未获全国人大批准。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熏陶，尤其是近十年互联网的启蒙，中国实行民主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了。现在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不是别的，就是执政党的智慧和勇气。在奥运会召开时，北京设置了专门供游行示威人员表达自己意愿的地点。章文写下《不必害怕“游行示威”》一文，指出游行示威显然是实践民主与法制的途径之一。
　　“示威”这个词虽含有“威力”和“威胁”的意味，但“示威”的对象和诉求多样，不一定必然是针对政府的，可以针对某个公司或某一团体。中国的“大政府”特色，缺乏民间组织的润滑和协调，几乎所有“示威”活动的要求最后都得由政府出面才能解决。所以“游行示威”作为民主的一环也需要“学习”。对政府而言，就是要学会尊重并保障民众“游行示威”的法定权利，对民众而言，也要学会使用法定权利，在合法的范围内“游行示威”。
　　章文认为，2011年的人大换届选举是中国困局的一个突破口。当局上下各级首脑们，切莫将公民独立参选视作“洪水猛兽”，而应因势利导，对独立参选人同等对待，保障他们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他在采访中央党校王长江后，写下《不要让党背上“怕选举”的名声》一文。王长江说：如果打压独立参选人，人们会以为执政党害怕选举。即使独立参选人对党组织确定的候选人有威胁，也不至于为了保证个别人的当选而给我们党自己套上一个怕选举的名声吧。对民主发展的这种大势，挡是挡不住的。只有顺应潮流，学会在大风大浪里游泳，才能真正利于不败之地。
　　西方民主所训练的政治家都有恨强的与民众沟通的能力和强大的鼓动能力而言，中国自愧弗如。执政党独揽大权，往往也使自己担起了无限责任。民众对掌权者不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信任，而中国又没有这样一种至少在程序上获取信任的机制。让民众在真正的竞选中选择掌权者，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建立这种机制。
　　中国的民主必定也会形成自己的特色。民主终究是内部选择，而非外力可以强加。对个人而言，就是其内心的选择；对国家而言，则是主流人群的集体选择。目前只是在知识分子层面，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对于民主和法治的共识，而在整个13亿民众中，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在大多数人明白并敢于依法捍卫和争取自己的权利之前，民主不会在中国成功。
　　中国人不是民主素质低下，而是权利意识没有觉醒。即使是最激烈的上访者，往往也只是在讲“规则”，而不是在讲“权利”，而“规则”还是执政党自己定的，只是自己也不好好遵守。民主在中国的成功，首先是中国人国民性改造的成功，多数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懂得民主内涵并践行之的现代公民！而“中国特色”就是，平日里喝酒聊天时骂起政府来一个比一个厉害，一旦倒霉事摊到自己头上时，却又一个赛一个地去找关系。言行不一是中国人的通病。所以章文非常坚决地支持“网络实名制”，正因为他痛切地感觉到中国人的劣根性，期待以各种方式让中国人负起责任来。
　　
1   共1页

没找到您需要的？您可以发布法律咨询，我们的律师随时在线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