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约承诺制度在现代的发展

摘要：要约承诺制度在不同的法系中有不同特点，我国的要约承诺制度综合了各法系的合理成分，是比较先进的。现代社会，要约承诺制度仍具有重大意义，但电子商务的兴起，对要约承诺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据此，要约承诺制度也因为对电子合同进行专门规制而得到了新的发展。

　　关键词：要约、承诺、电子合同

　　一、对三大法系要约、承诺制度特点评析（侧重于从要约约束力角度评析）

　　在要约对要约人约束力的强弱问题上，要约人在德国法系中受约束最多，在罗马法系中受约束次之，而在英美法系中受约束最少。

　　在英美法中，要约原则上对要约人无约束力，虽然要约一旦为相对人接受即构成合同，而且，从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时起，直到因要约人确定的或根据环境决定的一段时间逾期时止，要约都处于能被承诺的状态，但直到要约被接受，要约人保留在任何时候予以撤销的自由，甚至在他已宣布在某一确定的期间准备受其要约的约束的情况下，在那一段确定的期间内，他在法律上仍有撤销要约的自由。

　　这种不对要约人强加义务的状况，及这种宽松的制度仍能适应交易安全的需要，大体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英美法的基本原则对价理论：即除了包含在“签封”文件中的允诺外，允诺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意思表示，它只有在受要约人已经作出回应或承诺一个对应的履行的情况下，才产生一个有约束力的义务。要约在被接受以前，通常没有相对人的任何对应履行，也未采用庄重的形式，因此要约人有撤销要约的自由。

　　二是英美法承诺生效的时间采用“发信主义”，减少了受要约人承受要约人撤销要约所产生的风险。

　　三是英美法属判例法制度，法官手中有相当大的衡平权，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及公平正义的观念对有关制度进行矫正，使制度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在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有加强要约约束力的倾向，因为法官会认为撤销要约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从而在某些情形下，法院会不顾对价理论而坚持要约不能撤销。比如，美国在立法与司法上基本形成了要约不可撤销的四种情形：[1]（1）由对价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该对价可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2）由对价中约定的禁止翻供所支持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3）由法律（主要是州立法）规定的要约的不可撤销性；（4）单边合同中要约的不可撤销性。

　　罗马法系中要约有较强的约束力，当然这一约束力的加强也有一个过程。如法国，早期合同法的传统理论认为：不存在意思表示一致即不存在义务，这是其要约可自由撤销的理论基础，鉴于它在实践中所导致的对受要约人的不公平，法院对此进行了修正，使得在要约有确定期限或者根据个案确定有期限，而要约人提前撤销要约时，由要约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德国法系中，要约对要约人的约束力最强。每个要约都是不可撤销的，撤销要约的声明不是引起损害赔偿的法律义务，而是没有任何法律效果，在承诺人承诺后，合同强制成立，除非要约人已排除了他的建议的法律效力。

　　比较而言，德国的做法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逻辑性强。

　　德国人一向以其逻辑思维的缜密性而著称，这点也充分体现于其法律中。相较于英美法承诺生效的“发信主义”，德国的承诺生效“到达主义”显然更符合合同作为协议一致的产物这一本质。因为依“发信主义”，当一个合同已经成立时，要约人尚不知道，即使承诺的意思表示在邮局中丢失了，合同也可成立生效，这不符合逻辑，而“到达主义”就避免了这一缺陷。

　　2.理论更加清晰统一。

　　罗马法系要约的约束力是通过令要约人承担提前撤销要约所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来实现的，而要约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基础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此的解释有侵权论和前合同说，但前合同说纯粹构建在想象的基础上，侵权论又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持，这种不确定的理论带来了司法实践中法官权力的扩大及判决结果的不统一。而德国法系则没有这一问题。

　　3.公平正义性。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做到所谓的利益均衡，否则就显失公平，导致不正义。在要约约束力的问题上也要兼顾要约方、承诺方二者的利益，关键就是要把风险在双方之间公平分担。由于要约人在合同成立中处于主动地位，同时他可以通过排除其要约约束力的方式来规避风险，所以在其未对要约的约束力进行限制的情形下，应承担因供应和价格方面变动而引起的风险，而受要约人的行为则因其知道承诺将成立一个合同而得到保证。同时，依《德国民法典》第130条的规定，要约在到达受要约人之前，要约人可以撤回要约，这种要约生效的到达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要约人的风险，维持了双方的利益平衡。

　　4.有助于迅速安全地促进民商事交往。

　　通过维护要约的约束力，有利于防止要约人随意撤销要约给受要约人造成的损害，让作为主动方的要约人在发出要约时能三思而行，使处于被动地位的受要约人对自己的行为能有确定的预期，产生更大的安全感，从而提高合同订立的效率和质量，达到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统一。

　　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中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后，如市场上出现不可抗力、行情变化等情形，此时若不给要约人一个补救的机会，则不利于保护要约人的利益，且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针对这一在实践中逐渐凸显的问题，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吸收了情势变更原则，第313条规定交易基础受干扰时，当事人可以要求对原合同进行调整，一定情况下，甚至可以要求解除合同[2]，从而进一步克服了原有要约承诺制度的缺陷。

　　小结：

　　1.尽管开始时三大法系在要约约束力问题上有很大分歧，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却越来越趋近，都赋予了要约一定的约束力。从这一点上，可以明确看出法律制度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并随着实践的开展而进一步得到修正，正是各国民商事交往对安全与效率的共同需要推动了要约约束力的趋同。当然，从理论的科学严密性与实践的效用性来讲，德国法更胜一筹。

　　2.由于每个制度的存亡也要经历实践中优胜劣汰的考验，一个制度能长期存在下去必然具有其合理性，与每一国的特定国情、传统、文化及其他配套制度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就制度谈制度。比如英美法系法官具有很大的衡平权，可以使要约制度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适应性。我们假设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德国采用要约撤销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对交易安全与效率的呼唤下，肯定不得不进行立法上规则的修改。再看，英美法尽管允许自由撤销要约，但其承诺生效采发信主义，又减少了受要约人承担风险的时间。德国法尽管不允许撤销要约，但由于要约生效采到达主义，则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享有撤回权，同时，合同成立后的“情势变更”原则也赋予要约人在一定情形下通过变更、解除合同维护自己的利益。由于一系列辅助制度，不论哪一个法系的要约约束力规定都不会在实践中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

　　我国《合同法》对要约承诺的生效与德国法相同采“到达主义”原则，承认了要约的撤回权、撤销权，但对要约撤销权生效期间采取了发信主义原则，承诺一经发出，即产生阻遏要约人撤销要约的效力，同时，又严格界定了要约撤销权的行使条件及要约不得撤销的情形。这一系列规定，吸收了英美法和大陆法要约承诺制度的合理成分，是较符合法公平正义、交易安全高效的要求的。

　　二、现代要约承诺制度仍有存在意义

　　合同是双方或多方的民事行为，以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为成立要件，订立合同的过程即是当事人双方使其意思表示趋于一致的过程。当事人双方的协商过程，在法律上一般分为要约和承诺。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合同订立的时空都在扩大，以要约承诺制度的有关规定为基础判断合同成立与否、进而分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就愈显必要。可以说，现代要约承诺制度存在的价值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使合同成立过程清晰，易于判断。

　　由于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经过要约承诺，当事人意思表示趋于一致，合同就成立了。这一判定过程主要涉及要约承诺制度中的要约的概念、要约的要件、要约的效力、要约的撤回与撤销、要约的失效、承诺的概念、承诺的要件、承诺的效力、承诺的迟到和迟延、承诺的撤回，这些内容基本囊括了要约承诺制度的全部。

　　2.有助于分清在曲折复杂的合同订立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一方面，当要约人主动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之后，双方当事人就从一般关系进入到特殊关系，受要约人会对要约产生信赖，从而进行一定的行为，而要约人应为维护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而负一定义务；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复杂化、多变化，当事人对自己的意思表示应拥有一定的修正权。这主要涉及要约的撤回、撤销及承诺的撤回制度。只有建立完善的要约承诺制度，才能通过赋予双方一定权利义务的方法处理好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前提是合同不成立、无效，而这主要涉及要约承诺生效与否的判定及当事人在意思表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与瑕疵的判定。

　　三、电子商务的兴起对要约承诺制度提出的要求

　　当然，现代要约承诺制度也需要随经济的发展而进行一定改进。要约承诺制度需要改进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因素-电子合同。

　　所谓电子合同，是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系统订立的，以数据电文的方式来生成、储存和传递商业贸易信息的一种现代贸易方式，主要有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电子邮件（E-mail）和计算机传真等形式。[3]

　　电子合同有许多不同于传统合同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电子合同从传统的物理方式转移到网络空间，这就需要界定要约承诺的形式。

　　2.电子合同完全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当事人往往并不见面，这就涉及有关要约承诺效力中的当事人身份的确认。

　　3.合同应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而电子合同的要约承诺有时是在无人工介入的计算机自动回应系统控制下进行的，这种要约承诺是否可归属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4.合同的要约承诺在网络信息传递过程中易受到影响、破坏，易被篡改或因其他原因而失真，这使电子合同的要约、承诺可信度降低，为此出现了一系列技术保障制度，最突出的是电子签名的出现及认证。

　　5.由于技术故障的客观可能性，一旦要约承诺在网络信息传递过程中由于计算机故障受到了影响、破坏，这种风险应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分担？

　　6.信息传递能够以光速在网络上进行，从而使得传统合同订立所需要的时间、空间被大大压缩，甚至被取消了，也就是信息传递地点的距离差异并不会产生信息传递的时间差异，因而电子合同要约和承诺的有效期大大缩短，使得对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地点的确定与传统合同大相径庭， 也使得电子合同在要约的撤回、撤销以及承诺的撤回问题上很特殊，需要具体规制。



　　以上的特殊性都是由于合同订立媒介-网络空间的技术特殊性所导致的，它对传统要约承诺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源于实践的要求将促进要约承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律规范层面上意味着法律对电子合同进行一种专门的规范，但这种专门规范不应脱离原有要约承诺制度的总体框架，因为电子要约、承诺本质上仍属于当事人为订立合同而进行的一系列意思表示。

　　这种专门规范有两个层面，一是制定专门法对其进行规范，如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新加坡《电子交易法》、香港《电子交易条例》、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章条例（草案）》；二是对原有法律进行解释或在原有法律修订过程中对相应内容进行修正、补充，如我国新《合同法》即属此类。

　　下面针对电子要约、承诺不同于传统合同的几方面特殊性介绍一下对电子合同进行专门规制的主要内容。

　　1.关于电子合同的形式问题。各国主要有两种做法：

　　（1）将电子合同拟制为书面形式的一种。比如我国新《合同法》的第11条。再比如新加坡《电子交易法》也承认数据电文形式属于书面形式的范畴，但这种承认不适用于某些材料，如遗嘱、流通票据、所有权文据、不动产买卖合同。不过部长有权对所列这些材料的名目进行调整，因而仍有一定的灵活性。[4]

　　（2）承认电子合同在一定情况下的效力，但不将其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如香港《电子交易条例》原则上确认电子合同的有效性，但未将其作为书面形式的一种。该条例规定，某些文件类别仍必须以书面作出，不可用数据电文的形式，包括遗嘱、信托、授权书、不动产契据、誓章、法庭文件及可流传票据等，这是考虑到电子商务在香港始终是一个新生事物。[5]

　　香港、新加坡的规定尽管表面上不同，但实际效果大致相同，都限制了电子合同在某些领域的适用，都是出于电子商务还不够成熟的考虑而规定的。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电子商务实践远远不如香港、新加坡成熟，却对电子合同的适用范围不加限制，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2.在当事人互不见面的电子合同订立过程中，要合同双方当事人自己去认定对方的合法性（对方是个人，涉及到其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企业，涉及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合同标的是否在订立的经营范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针对当事人身份确认问题，各国发展出几套规则。

　　个人身份认证，按信息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网络上通过电子签名的方式确定交易身份。关于电子签名，以下将会具体论述，在此不赘。

　　企业主体资格认证上，目前，我国外经贸部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制定了具有唯一性、规范性的企业电子商务身份认证。在企业进行进出口许可证的申领、报关、商检、结汇、出口退税等电子贸易过程中，企业代码即可作为唯一身份认证，从而形成全国外经贸领域的企业代码库。

　　另外，不论个人主体还是企业主体，都可以通过签定确认书的方式确定当事人主体身份。

　　3.在合同订立过程自动化的情况下，“虽然由计算机进行着合同订立的过程，但计算机程序是按照人的意思运行的，仍然执行的是人的意思。在这一自动化过程中，可能要约与承诺并不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或者自动化过程可能出现错误，但不可否认这一过程实质上对当事人而言，其主动性是可以随时介入程序运行过程。[6]”因此，电子要约承诺是可归属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4.电子签名问题。由于网络的特性，传统意义上的“纸面签字”方式对电子商务而言就很难适用。为了防止邮件在中途被他人截获并篡改，使合同文本失去真实性，同时也为了规避签名被人模仿等风险，出现了以电子签名（由符号及代码组成）的机制来证明自己身份的新的认证方式。所谓“电子签名”是指“某人或该人的电子代理人出于签署合同协议或记录的意图，由该人或其电子代理人签署或采用的，以电子形式附于或与一份电子记录逻辑相关的电子声音、符号或者程序。[7]”

　　由于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巨大差异，而电子签名是否具有传统签名的同等效力决定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与终结。国际社会一般通过“扩大解释”的法律途径承认符合一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签名。应符合的条件一般有三方面：第一，签名者事后不能否认自己签署的事实；第二，任何其他人均不能伪造、篡改该签名；第三，如果当事人双方关于签名的真伪发生争执，能够由公正的第三方仲裁者通过验证签名来确认其真伪。

　　可见电子签名是否能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很大程度上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只要技术能保证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和再现性，法律就能认可该签名的效力。目前较成熟的技术包括生物测量法、数字签名。数字签名是通过密码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解密变换实现的。常见的是采用公共密钥技术的数字签名。比较合理的技术方案是建立起类似印鉴管理和登记制度的电子商务认证中心，来识别和鉴定电子文书的真实性。

　　在规制电子签名的问题上，美国于2000年10月1日生效的《在全球和国际贸易中的电

　　子签名法案》，必将推动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最近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章条例（草案）》。

　　可见，对电子签名的规范化管理，不但要有技术上的支持，法律上的承认调整也是很必要的。

　　5.关于计算机故障引起的风险如何在当事人间进行分担的问题，通说认为应依网络开放程度的不同而进行具体分析。在封闭型的网络环境下，因用户都事先签有协议才能进入该网络系统，协议规则中对此已作出了规定，当事人应当按协议进行。如果协议中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违反事先约定的协议规定，任何一方的意思表示都是无效的，合同也无法成立。在开放型的网络环境下，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该网络系统。因此，如果商家或者厂家的计算机系统发生故障，理应由商家或者厂家自己承担责任；如果是客户的计算机系统出现故障，则应由客户自己承担责任。这是符合现代合同法基本原理的。[8]

　　6.关于要约承诺生效的时间、地点及其撤回撤销问题。

　　新《合同法》对要约承诺的生效时间规定如下：“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有人认为，在电子商务中，到达主义与发信主义无区分必要[9].我认为还是有区分必要的，当网络出现技术故障导致信息发出却被堵在途中时，依到达主义，意思表示未生效，而依发信主义，则意思表示生效。

　　应该承认，这种到达主义的做法能使意思表示的传达风险在双方之间公平分担，各方对其控制范围内发生的风险承担责任。但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仍存在以下缺漏：

　　（1）有学者认为，仅以数据电文进入特定或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作为到达时间，对收件人显失公平。应在不违背“到达主义”的前提下，将数据电文进入指定的特定系统或未指定的任何系统的时间再加上一段合理的“等待阅读”时间作为电文的“最后到达”时间，即若收件方在电文进入系统那一刻起至“等待阅读”时间过去的那一刻止的时间段内的任意时间看到电文，则就以该时间作为电文的“到达”时间；电文的到达时间最迟不晚于“等待阅读”时间全部用完的那一刻；若在合理的“等待阅读”时间过去之后，接收方仍未看到电文内容，则是接收方自身的疏忽，不应再予以迁就。[10]

　　（2）有人认为，确定要约承诺生效的到达主义只能是任意性规范，应允许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通过约定的方式，提前或推迟要约承诺生效时间。[11]

　　（3）规定不够全面，未规定“已指定了特定系统接受，但对方却没有将信息发入到此信息系统时”，要约承诺的生效时间。有人认为可参考《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5条的规定，该规定为“如果收件人为接收数据信息之目的制定了一个信息系统，收到的时间为：如果该数据信息发往一个属于收件人的但不是其指定的信息系统时，在该数据信息被收件人取回之时。”这值得借鉴。

　　（4）法条中所称的特定系统和收件人的系统究竟指的是什么系统？是用户所在的ISP系统还是用户本人所控制的计算机系统？这一点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12]

　　针对电子合同成立的地点，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15条作了如下规定：“除来源者和收件人另有约定外，一件数据信息视为在来源者的营业地发送，并视为在收件人的营业地收到。为本段之目的：（a）如果来源者或收件人有一个以上营业地，营业地为与正在进行的业务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地点，或者如果没有正在进行的业务，指主要的营业地点；（b）如果来源者或收件人没有营业地点，指他们的惯常居住地。”而我国新《合同法》第34条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可见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地点的规定与《电子商务示范法》基本保持一致，但《电子商务示范法》的规定更加细致，在主营业地之前还有与业务最密切联系的营业地点的规定。

　　针对我国《合同法》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同成立地点的规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合同成立地点可以自行约定，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而且可能会更便利于合同的履行。但由于大型电子商务活动往往是跨国的，而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同，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法律规避现象。在我国目前电子商务还不规范，电子商务法既要鼓励交易，又要保证交易在正常秩序中进行，而且后者更重要，这不仅能避免规避法律的投机行为，保证交易秩序，而且对于电子商务在今后的发展中形成良好的交易习惯，有深远意义。因而，应对合同成立地点的自由选择有所限制。[13]

　　关于电子要约可否撤销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看法：

　　一种认为可以采纳《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的基本原则，即如果撤销要约的通知能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受要约人，则要约得以撤销。

　　第二种意见认为将要约撤销的规则应用于电子商务的特殊环境可能是不现实的，因为电子商务的方式如EDI传输速度极快，如要约人的计算机一旦收到电文，就可以自动发出承诺，从而使撤销要约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第三种意见认为电子要约能否撤销应视采用的电子通讯方式而定。具体说来，通过EDI等计算机自动处理信息，在收到要约的同时能自动发出承诺者，要约的撤销是不可能的。而通过其他电子通讯方式传递信息时，如通过电报、电传、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由于这类方式需人工的介入，是否接受要约是由受要约人或其代理人决定后再通过电子通讯方式传递承诺通知的。电子要约送达受要约人后，到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前，存在一段受要约人处理信息的时间。这阶段，要约人有时间和机会撤销要约。在此情况下，要约得以撤销。因此，法律上仍应允许要约人有撤销要约的权利。[14]我赞成第三种观点。

　　关于电子要约、承诺可否撤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由于网络文本的传输速度极快，在要约人发出要约指令的几秒钟内，该要约即可到达接收地点；并且由于缺乏必要的交易环节，使撤回要约在现实中成为不可能，因为从要约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来说，撤回要约的通知不可能与要约同时发出或先于要约发出。同时在电子合同中，承诺一经发出，即刻通过网络进入要约人的计算机系统，到达要约人，因此，在电子合同中，承诺的撤回与要约的撤回同样困难。[15]

　　另有学者认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仍存在撤回要约承诺的可能性，应赋予相对人合理的撤回权。[16]

　　相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比较科学，也符合我国《合同法》的法条规定。

　　注释：

　　[1] 李先波：《论要约的约束力》，《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第61、62页。

　　[2] 邵建东等译：《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电子合同：网上商务游戏规则》，《法制日报》1999年10月11日。

　　[4] 朱宏文：《新加坡〈电子交易法〉述评》，《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5] 胡惠生：《浅析香港的〈电子交易条例〉》，《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6][8] 艾奇：《我国电子商务中的若干特殊法律问题》，《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7] 韦燕：《美国全球和国家贸易中的电子签名法案》，《经济与法》2001年第3期。

　　[9][11][13] 萨沙：《关于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相关问题的思考》，《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0][16] 王国金、贺小年：《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若干法律问题探析》，《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2] 幸红：《电子商务合同纠纷适用法律的几个主要问题》，《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4] 朱遂斌、陈源源：《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

　　[15] 孙旻、刘亮清：《电子商务合同订立过程中几个环节的确定》，《南方经济》2002年第5期。

作者：徐婷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