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之道——在第四届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

【出处】《法府书香》2008年6月1日第3版
【关键词】西政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尊敬的各位老师和诸位同道：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能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美丽的歌乐山下同诸位朋友一起切磋学问、砥砺思想！首先，我必须代表今天出席会议的全体博士生对东道主西南政法大学为本次论坛所做出的周到安排和细致工作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我们知道，西南政法大学作为中国法学的“黄埔军校”一直都是中国法学教学与科研的重镇。数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南政法大学不仅为中国培养了层次最高、人数最多的法律精英；而且也一直位居中国法学研究的“第一梯队”。正因此，在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法科学生的心中，“西政”一直都是中国法学的一块圣地；而歌乐山——借用陈兴良老师的话讲——“似乎……有一种仙气，从歌乐山走出的学生都有一种成仙得道的感觉”。今天，当我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第一次来到这里，我既领略到了西政法律人的特有风骨，事实上也了却了我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这么说，绝不是宾主之间的客套之语和迎奉之辞，而的确是我的真实感受！而且，我想就像我们对“西南联大”的情怀一样，法科学生的那种“西政情结”事实上更多的是对一种久违的大学精神的向往！

　　记得西政校友梁治平老师曾经这样满怀深情地回忆自己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他说：“同今天的许多大学相比，我的大学简陋、残破和狭小得不宜称为大学。但那确确实实是我的大学。我这样说，并不只是因为我曾经把一段青春留在了那里，也不简单是因为她一直被人们叫做大学，更不是因为我认为大学只应如此。我的大学之所以无愧于大学之名，是因为她保有一种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我曾经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学习和生活，在其中成长，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确，从根本上讲，正是“开放、自由和平等”这种集中体现大学意旨的精神成就了法学界的“西政现象”，也成就了法律人心中的“西政情结”。

　　今天，在“西政78级第十一班”班长邓正来老师和张文显老师的倡导下，本着“知识平等”、“培养后学”的精神，我们才有了法学界第一个真正以博士生为中心的学术论坛，也就是这个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在我看来，这一论坛的出现既是对当下主流的“资历本位”的学术会议制度的一种挑战，事实上这种“知识平等”、“培养后学”的精神也是对“开放、自由和平等”的“西政精神”的一种接续和升华。因此，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不仅对中国法学学术有着特殊的价值，而且她在“西政”召开更是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在我心中，面对该论坛在体制内艰难成长的现状，我甚至有个非常个人化的特殊期待——我甚至希望这一论坛可以作为贵校的“品牌论坛”永久性地落户西政。当然，这只是我一个美丽的愿望。

　　在“开放、自由和平等”的“西政精神”的观照下，我们也可以发现本次论坛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其实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不可不谈、思考很多但却需要反思的话题。

　　说它“不可不谈”，乃是因为作为将马克思主义奉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国度，马克思主义经过近百年的洗礼已经进入到了我们包括学术讨论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是涉及到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多面相性——也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拉锯互动——也直接关系着中国学术场域外部环境的建设，进而直接影响着中国学术自身的健康、自主发展。

　　说它“需要反思”，当然不是对既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一概否定，而毋宁是要提请我们注意以下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但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却在国外。综观法学界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1）要么如某些论者那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输送着“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性论说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策略性地人为捏合和杂糅在一起；（2）要么在思想启蒙和制度安排上本本主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将原属“激进左派”的马克思主义保守化、意识形态化——本本主义的事例比如说迄今我们仍然把马克思计算雇工8人开始质变为剥削的例证硬性规定为我们判定是否属于私营企业的法定标准，保守化的事例比如说1990年代以来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得益彰而出现的所谓“新左派”、“新马派”和“老马派”等试图用马克思的只言片语阻止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3）要么出现像个别论者那样以学术、而非意识形态的面目呈现出来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相兼容的社会学、经济学知识，试图用“有效”或“可行”取代“正当”或“善”而拒绝任何有关理想图景的思考，既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甚至矮化，又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更为隐蔽、也更具危害的保守主义的理论资源。在这些论者那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如“尚方宝剑”，是可以占领意识形态高地并致论敌于死地的“政治正确”的象征；又像是魔术家的口袋，可以服务于各种各样甚至完全对立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但是，套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当时德国哲学家的批判来讲，他们事实上完全“没想到要提出关于中国哲学和中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的理论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理论与现实间联系的实践品格和立基于此的批判精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术品格；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批判性，并以人类解放为旨趣，立足于当下中国的实践病态，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语），我们才能实现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应当看到，全球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和世界结构的存在和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性质决定了实践中把人“对象化”，甚至“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语）的举措和体制仍然大量存在。单从国内层面来看，如果说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初期，马克思主义“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激进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市场解冻、自由风起”之障碍的话，那么，在我们经过1990年代以来的“巨变”从世界上几乎最公平的国家变成世界上几乎最不公平的国家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倾向和底层情怀就尤显必要了——事实上，这也是那些关注社会公平问题的各种“新左派”、“新马派”和“老马派”可以赢得很大同情的一大社会背景。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只有秉承“开放、自由和平等”的大学精神和“西政精神”，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去政治化”，弘扬其实践品格和批判精神，并将其批判精神建基于当下中国的实践病态，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孔之见，说得不对的地方，希望诸位老师和同道批评指正。

　　最后，请允许代表全体博士生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衷心祝愿本次论坛在“开放、自由和平等的”的“西政精神”的指引下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孙国东，法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